材料一新华社重庆2006年1月23日电重庆主城区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1.75倍，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3倍，有的一所农村学校的全权资产还比不上重点学校的一间教室。重庆市政协委员吴德本呼吁，应缩小教育上的城乡差距，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构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在城市学校大搞电脑教育、多媒体教育，在学生教室安置空调、电视机的时候，农村学校还在为消除危房、增加最基本的仪器设备而努力。吴德本调查发现，重庆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明显重城市，轻农村。在中小学编制标准上，如果按重庆有关文件规定，以最抵线配置教师，初中阶段城市是农村的1.48倍，小学阶段城市是农村的129倍。从教育经费拨付的政策看，重庆主城区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1.75倍，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3倍。有的农村学校校舍、设备没施坏了无法维修，教师进修费、差旅费都无法报销。有的县乡还千方百计卡学校的经费，致使有的农村教师上课用的粉笔都限制数量。吴德本说，边远农村学校的教师更是孤苦伶仃，国家定的小伙食补贴还是1963年制定的标准1.5元/人，42年不变，山村学校在教师节只发给老师10元钱，评上了学校先进的老师发20元，怎么能稳定教师队伍呢农村学校的本科、专科毕业的教师留不住，纷纷涌向城市，有的县小学代课老师占30%以上。材料二“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社会不公!”记者在山东、辽中、陕西、北京等地采访发现，城乡之问、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大量存在的教育不公现象愈演愈烈。位于陕北延安山窝窝里的寨子峁村小学是记者所见过的最小的学校，校舍由一口三孔窑洞构成：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另一间已经废弃。教室里只有一个讲台，十来张桌子。张华是村子里聘请的惟一代课教师，前几年的时候，村里的二三十个孩子依年龄大小编成学前班和一、二、三这四个年级，都挤在一口窑洞里进行复式教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几个年级的孩子就做作业或者自习。随着原来的孩子们升学，加上村子里的很多住户搬走，寨子峁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少。学校的全部开支，来源于每个学生毒学期35元的杂费。与寨子峁村小学的简陋寒酸相比，北京中中心一所小学的现代豪华让记者感到震惊，可以说已经“武装到了牙齿”。记者在这所投资上亿元的小学看到，高标准的游泳馆、科技馆、图书馆、报告厅、地下车库、塑胶操场与发达国家的高水平学校并无二致，每个教室都配有电脑、投影仪等设备，学生衣柜、桌椅都是适合儿童特点的一流设施；有专门的劳技教室、书法教室、计算机房，可以供几个班的学生同时上专业课；教学楼、办公楼全部是高档装修，走廊里配有饮水设备，连学生厕所都像星级宾馆一样。这里一间教室的投入就超过部分农村小学一年的开支。由于师资力量强、硬件设施好，吸引了众多家长趋之若鹜。许多基层学校校长向记者反映，现在城乡之间教育投入的不均衡现象极为突出，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学校像非洲，城市学校像欧洲。”农村学校由于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差，近年来学生和教师大量向城镇流动。“一个年级一个班”的农村小学在很多地方已很常见。材料三记者在山东、辽宁、北京等地走访了多所学校，发现政府对各级示范学校、重点学校的政策倾斜使其膨胀发展，造成新一轮差距的扩大。按辽宁省规定，沈阳、大连、鞍山等地省级示范高中择校费收费可达3万元。大连一所省级示范高中今年仅择校费收入就达420多万元，学校多媒体教室一应俱全，仅粉刷救学搂内外墙壁就花了几十万元，装修一个办公室七入万元。在职老师人手一台手提电脑，一身校服千余元。而其对口支援的一所普通高中，却连一个实验室都没有，买大屏幕的一两万元都拿不出来。济南市一位小学校长对记者说，重点学校不仅政府投入大。社会支持力度也大。一所重点小学要盖教学楼，钢筋水泥全靠家长赞助，不用自己掏钱买，楼建成后还把剩余的建材卖出去挣了一笔钱。“而我们学校要建微机室，学校没钱又不能向学生收，当个校长可真难。学校是花钱的地方，现在生均经费连办公费都不够，学校如果不自筹资金，水电费都支付不起。”一边是政府生均经费投入不足，普通学校发展乏力，一边是政府斥巨资打造精品，重点学校“肥得流油”。基层教育工作者对此意见纷纷，许多中小学校长向记者发牢骚说，在很多地方财政只保教师人头费，根本不拔生均经费，不是政府拿不出这个钱，而是教育政绩观在作怪。因为教育是个慢功夫，不如建名校、搞政绩工程立竿见影。他们认为，投资上亿元建一个学校，只能进一步扩大差距，造成新的教育不公。材料四新华社北京2006年3月8日电最需要教育资源的地方，却最缺乏教育资源；最需要接受教育的群体，却离教育资源最远。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倒挂”现象，再次喊为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教育不均衡现象，已到了 ‘踩刹车’的时候!可‘公平车’又何时能‘踩油门’呢”代表委员们发问。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反差：有的大城市投巨资建起的中小学，一间教室的投入几乎相当于偏远地区一所农村小学的全部家当。北方一个地级市的中学，学校设有游泳馆、体育馆，教室里配有电脑、投影仪等现代化设备。可在城郊的农村，有的孩子直到毕业还没摸过键盘。这些事例，让代表委员们年年牵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龚玲代表曾在农村读完中小学，她桌子上摆着的关于建立城市优质学校和教师支援农村学校长效机制的建议格外显眼。龚玲清楚地记得，在去年的两会上，她就提出了调整教育资金投入结构、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的建议。从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的第一天开始，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地区和学校间教学质量差异等问题就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代表委员认为，教育属于二次分配范畴，更要重均衡，它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所有人都能迈上公平接受教育的台阶。现在。教育资源不均衡，把很多贫寒家庭子女的发展之路给堵住了。教育均衡同样成为基层两会的热点。在吉林两会上，有的省政协委员提出干脆取消“重点校”。改革以来，不少地方在省直及各市、县、区设立各种实验小学、中学，虽然也有教育的实验项目，但办起来确实成为社会印象中的“重点校”，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默认。有关部门不断支持、扶持这些学校，并给一些优惠政策。如允许招“择校生”，允许在普通中、小学校抽调教师等等，养出了一批名副其实的“重点校”。材料五臧耀平是吉林省的一位农民，儿子在农村上的小学，多种成绩都很优秀，可就是英语不行，基础弱，考重点高中时受影响，被英语拖了后腿，差几分没有考上。“现在城里学校从小学就开设双语教学，有的小学还有计算机班，这些在农村没有，否则儿子英语不会这样差。”臧耀干说，“农村家长为让孩子同样享受到好的教育环境，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城，到好学校就读，不得不异地‘择校’。可为了达到这种公平，农村家庭必须付出高额成本。”“教育天平”的失衡，痛的不仅是学生。有些学校的处境，并不比臧家轻松。来自安徽省农村的余的娜代表说，去年村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村小学配了电脑，学生却从几百个减为不到几十个，师资问题带来的教学质量差异，造成村小学不断萎缩。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汪晓村代表不久前到西部开会时，甘肃等地高校负责人说：“如果你们学提要引进一个博士当教师，可能一夜间收到的自荐信如雪片一般；可我们拿出几万元的津贴也不一定能招来人。”几年前，一些西部省份的学校还发生过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就流失几个教师的情况。“这是一种‘马大效应’。”一些教育界干部说，优秀的教师资源不断地从边远地区和薄弱学校流向发达地区和优质学校，这种师资水平不断拉大的校际间差距，对“择校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择校热”带来的大量“择校费”，也源源不断流入优质学校，又加剧了薄弱学校师资的流失。在吉林省辽源市，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对校际间教师流动严格冻结，强调城市重点学校不允许去边远学校调老师。不过，行政命令难抵“市场规律”，只要有“重点校”，“天平”就会不断“倾斜”。材料六在代表委员眼中，教育资源“倒挂’’现象欠了一笔不能不算的“公平账”。城乡“倒挂”。全国中小学生80%在农村，可山西平遥县中学教师段志爱代表说，农村中小学教学设备、师资力量与教学水平同城市有很大差距。龚玲代表曾调查过，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只享有一半的义务教育经费和不到一半的基建投资。城乡义务教育投入与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建设新农村，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重要出路是依靠教育，可现在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却最缺乏资源。区域“倒挂”。甘肃省的王智平委员说，西部和东部拥有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人口约3000万的甘肃只有十几所本科院校。在东部的江苏省，7000多万人口却有100多所大学。贫困地区脱贫要依靠教育，可当地高校资源多数贫乏，学生考大学难是个不争的事实。朱善萍代表说，部分高校虽名义上是全国招生，但实际上本地考生已超过70%。本末“倒挂”。教育界的刊，鹤娟代表调查了解到，在国内教育投入结构上，大部分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上了。前两年，有代表调查，占全国师生绝大多数的义务教育，所获基建资金投入却不到全部教育基建投资的三分之一，投入与所承担的任务不相称。占全国教师生数比例很小的高等教育，却拥有近一半的基建投资。“基础教育是根本，可长期投入却是本末倒置。”楼文英代表说。材料七国家有关部门已看到教育不均衡问题。代表委员仍大声呼吁，“教育之车”的“公平之轮”仍需“踩油门”，提高转速。2005年，各级政府安排专项资金70多亿元，对592个重点贫困县170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就读小学、初中实行“两免一补”，为中西部地区1700多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可这些政策与教育均衡发展的需求仍有差距。孙鹤娟等代表委员建议，除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外，还要对其结构进行调整。中央财政掌握着稳定、可靠的税收来源，可以宏观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发展的差距。国家应谊建立一个体现地域投入差异的分配模式。如果依然是不均衡的投入，哪会有均衡的教育。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投资，可以省级政府为主体；在落后地区，中央政府要成为投入主体。最终，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投入分配模式。“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又是两大调节杠杆。”孙鹤娟代表说，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指的是把投入更多地放在基层的义务教育上；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是让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更多地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担。孙鹤娟说，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全国义务教育中，中央财政负担只占极少部分，而乡镇财政负担绝大部分。如果投资主体重心仍在下面，许多县乡为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达标而高筑的“债台”依然无法拆除。孙鹤娟说，师资问题的调配更是一个杠杆。尤其农村教育问题，不单单是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就能解决的，不少教师还要从贫困地区流向城市或相对富裕地区。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拉动机制”，鼓励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以及大学生“上山下乡”，优化农村师资力量，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希望中央主动平衡资源配置，强化向农村、向落后地区、向基础教育倾斜的政策”……材料八教育不公平现象为何愈演愈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教育不公平现象的背后，是政府的“手”在作怪。正是由于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对教育的公共利益取向出现偏差，导致各种不公平教育政策的出台。——教育投入政策嫌贫爱富。由于义务教育财政责任基层化，地区之间财力差异直接造成了教育资源优劣差异。据了解，1998年，小学生均经费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河南相差近 10倍，7年后，上海市的生均经费与河南农村相差了50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接受采访时说，学校差距的拉大正是由财政制度造成的，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对教育的投入与地方财力挂钩，各地悬殊很大。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表示，促进教育不均衡的政策太多了，农村学校本来就穷，教师培训要到城里去，但学校的生均经费反而少，城市学校相对富裕，政府给的生均经费反而多。基础教育本来投入就少，高等教育投入偏多，近几年义务教育实行“一费制”，除此之外的钱一律不能收，政府投入又不到位，使义务教育经费更加紧张，而高等教育政府投入就多，又可以收费，越是好学校日子越好过。——示范学校政策。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建立一批重点中学，目的是在我国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情况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1995年，示范高中政策取代了重点中学政策。此后，“示范学校热”在教育领域升温，造成新一轮教育差距的扩大。据了解，北京建设高中示范学校，多则给两亿元，少则给8000万元。教育部属院校的 6所附属中学更新设备，每所都获得拨款5000万元。一些省市还制定政策，示范高中从学费到择校费都高于普通高中，越是级别高的示范高中收费越高。即使在一些教育经费短缺的地方，政府仍然不惜斥巨资建示范高中。记者在山东省一个经济欠发达县了解到，2000年该县投资5200万元，按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标准建设了一所高中，内部配备一流设施。而这个县到现在农村小学生均经费一分钱都没有。这种倾斜政策客观上加剧了教育的两极分化。——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政策。为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近年来，政府允许部分公立优质学校改制，实行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即政府投入硬件、师资以及学校声誉等有形和无形资产，允许学校提高收费水平。记者了解到，济南市此类学校年收费达到2000万元左右，是公办学校收费水平的10多倍。许多家长对于这种高收费的民办公助学校无可奈何，他们抱怨说，“民办公助、公办民助政策实际是把教育当成了产业，只顾赚钱，不管公益性。”材料九济南市一位姓郑的低保户无奈地对记者说，孩子上初中二年级，只能按片就近升入一所普通中学。这所学校设施差、师资力量弱，有本事、有钱的家长都让孩子择校了，留下的学生越来越少。“谁不想让孩子上好学校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这样了，就指望孩子能有出息，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可是我们家长没钱、没地位，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只能一代跟着一代受穷。”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学生的家庭背景已经强烈地影响到了受教育机会，同时教育不公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阶层分化。由他负责的课题组在对10城市四十余所高中的调查中发现，约有1/5的学生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择校生比例最高，为25.2%；此外，还有6.5%学生动用了社会关系。城市重点高中，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是低阶层的1.6倍，低阶层的学生在非重点中学的比例最高；中上层家庭的孩于约 62%进入重点中学，而低阶层家庭的核子约60%在非重点学校。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认为，当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梗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长此以往，就会激发社会矛盾。北京师范大学杜育红等专家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各种人有公平晋升的台阶。现在教育存在的不公平实际上把贫寒子弟晋升之路给堵住了，从而使教育丧失其调节功能，无法往社会上层流动。如果农民永远是农民。农民工永远只能是农民工，就会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绝不能因为社会不公平而加大教育不公平，又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社会隐患。材料十 新华社北京2006年3月8日电国家教育规划“十五”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阶层差距正在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者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他们在国家重点高校占有较大的份额，他们的录取分数却低于低阶层家庭的学生。课题组认为，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高中教育、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积累和延续。高中教育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成为教育公平新的瓶颈。在被调查对象中，约有1/5的学生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杈费进入高中，在城市重点学校中，择校生比例达到25.2%。有34.7%的私企业主、23.5%的高层管理技术人员和25.7%的中层管理技术人员家庭的子女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中入学机会的差异一直存在，且受到教育政策的强烈影响。据调查，这一趋势在近年还在发展，教育机会分配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他说；“糟糕的教育制度成为凝固和复制阶层差距的工具。首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的十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宜瑾日前呼吁：“国家要采取切实措施，扭转教育机会上学而优则贫、富且贵占优’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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