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吉林“有钱人”当选村干部　　　　　　专家认为先富阶层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彰显社会进步　　(1)第一次竞选输在“有钱”上。拥有2000多口人的吉林省长春市兰家镇孟家村，在1998年年底的几天里不再平静，村民们听说，镇上的首富桑洪吉准备回来参加直选，要与已经在村委会工作了24年的黄万成争个高低! 40岁的桑洪吉是村里出去的，是当地私营企业信泽集团的董事长，个人资产 5000多万元。黄万成，44岁，是村里典型的“道德权威”，谁家有大事小事都是他出面解决，乡亲们对他很信任。选举结果是，桑洪吉输了。　　(2)桑洪吉：我后来专门总结了一下，觉得输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观念还没上去，发财的欲望不强；二是村民怕我目的不纯。　　黄万成：1998年竞选的时候挺激烈，老百姓对我的人品挺认可，在农村，矮子堆里拔大个儿，大事小情的，我能插上话，老百姓拥护，就选上了。　　王忠军(60岁，孟家村村民)：担心哪，桑洪吉那么大的企业，有没有贷款万一到村子里捞一把怎么办大家认一个老理儿：得选道德品行最出众的，可靠。黄万成是一个挺忠厚的人，我们就选他了。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宋冬林教授：直选在我国农村推行之初，农民无法认识到这里面丰富的内涵。突然有了选择权，他们肯定会延续几千年来的传统，寻找在道德方面的依赖感。　　(3)第二次竞选赢在“有钱”上。2001年底，孟家村历史上第二次直选开始了，桑洪吉又出现在候选人的名单里。黄万成也不示弱，继续参选，谋划连任。这次的结果是，桑洪吉赢了。　　(4)桑洪吉：老百姓的观念变了，他们发大财的欲望强了。我是村里第一个发了大财的人，所以老百姓把赌注押在我身上了。同时，这几年，老百姓也看出来了，我这个人给村里做了不少贡献。　　黄万成：咱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就是研究种地的人。我就老百姓怎么在种植业上发家致富写了一份竞选报告。农民能干啥不就得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上下功夫吗但咱没那么大的资金实力呀。桑洪吉提出的规划像个梦似的：大力发展村工业，今后三年要使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1亿元。还要建经济开发区、工业区、商贸区、农业旅游区、文化区和生活区……整天在地垄沟爬的老百姓哪见过这个　　王忠军：老村委会主任虽然有威望，但老农们都在底下议论，如果这样下去，再过20年还是老样子。原来选忠厚的人，现在看没用，谁也不得罪，大家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而且，村里一有什么事，就往农民身上摊钱，桑洪吉在竞选报告中说，以后村里不要各种费用，如果上级要，他就从自己的企业拿，还承诺自己不要一分钱工资!人，就得凭实力说话。再说，桑洪吉这几年为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人家的德行也不错。　　宋冬林：这些个体经营者从一点一滴做起到拥有目前的财富，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老百姓是最聪明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小家搞富了，才能有带富大家的可能。我觉得这是目前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种巨大进步。由于几千年来小农思想的束缚，农民传统的道德观是一种比较狭隘的道德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农民用他们的选择说明了新的道德观正在形成：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满足现状转变到“富而思进”不苟安一时，从单纯追求“道德权威”转变到道德风尚与经济发展共求。　　(5)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桑洪吉上任后，先后无偿拿出100多万元帮扶特困村民，为村里修路、改变村容村貌。今年9月中旬，村里亮起路灯。他还利用自己经商中的关系大搞招商引资，目前已经引入资金数千万元，共有200多农民成了工人。同时，他坚持“四不原则”：不要一分钱报酬；不报销一分钱费用；不经自己手花村里一分钱；不给农民摊派一分钱。村民们感慨地说，盂家村一年多的变化比过去20年都大。由于成绩突出，2000年人党的桑洪目前已经是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一肩挑。　　(6)桑洪吉：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现在富了，就想干点什么，只要后人说，当年要是没有桑洪吉，就没有孟家村的今天，那就够了，就满足了。可是如果不在一定的位置上，很多事干不了。必须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才能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所以，我两次参选村委会主任。干了两年多了，我自己的感觉还可以。传统的村干部是“头年干，二年看，三年想下来之后怎么办”，因为想连任，他们就“少说话，慢张口，见了问题绕着走”，我不在乎这些，不怕得罪谁。　　黄万成：咱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村里的大事小情得有个明白人、压事的人管一管，然后探讨探讨农业增收，调整一下种植结构，多挣点儿钱。桑洪吉把原来的这些东西打破了。我在任期间，铺了一些砂石路，还栽了一些树，搞了稻田开发。我自己评价自己，总体上还过得去。但跟桑洪吉比不了，他是轰轰烈烈，我只能算平平淡淡。　　王忠军：我都60岁了，村里从没有发生这么快、这么大的变化。我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盖了两个蔬菜大棚，一年净收入在1万元以上。咱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就是觉得选富人没选错。有钱人没什么不好，只要他不坏，全心全意带领农民致富，我看对农民最实惠。　　吉林省委组织部农村处处长程跃勇：先富起来的人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具有非同小可的作用和意义，肯定会对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起用这些人方面，应该大胆一些。如果因为这些人真正带动了农村的发展而有一天走进了乡(镇)政府，也未必不是件好事，不能用一个人财富的多少判断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如果这些能人为民着想，又积极极追求进步，就可以把他们发展成党员，或者走进村委会。　　(7)浙江村干部三成以上是富人。2002年，浙江省近十万个村进行了村委会选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的浙江首次全省统一村级换届选举。其间，浙江省一部分“先富群体”积极参选，他们张榜言志、公开承诺、组织竞选班子……以自己的方式令此次村官选举亮点频频。浙江省民政厅在今年上半年专门组织专家深入浙江各地农村，对这些富人竞选村官进行系统追踪调查。　　(8)受益于政策的“先富”农民。据粗略统计，在浙江省全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共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此外，在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先富群体”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左右。　　(9)所谓“先富群体”，主要指企业主、工商户或种养殖大户等农村相对富裕阶层。该提法最早由义乌市有关领导提出，认为它较日常的“老板”说法更贴切。　　据悉，这些“先富群体”大多数仍是当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但其财富规模大大超出了普通农民，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也脱离了传统农民的主要特征，属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农民群体。　　(10)参选动机：谋求经济、政治利益和为民办事。据民政厅调查显示，这些“先富群体”的参选动机不外乎三类：谋求经济利益、谋求政治利益、为民办事。　　在第一类谋求经济利益的人中又分两类，有的主要为个人“捞一把”，有的是“保护既得利益”。其中，前者较少。因为这些富人觉得自己经济实力已经足够，“犯不着”“看不上”去捞村集体的钱；另外，村民们经过几年民主选举的实践，加上对参选人品行都比较了解，这些想“捞一把”的人不易当选；何况近年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及罢免等制度日益规范，也有效约束了这些不当行为。　　谋求政治利益的动机相对复杂，既有保护既得利益的潜在动机，又有“求名”的社会心理，多数是各种动机相互交织。据了解，这些富人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为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基础，而他们也往往希望通过村委会这个政治舞台，进一步结识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更好地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此外，当村官也是一种社会荣誉，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推动力。　　(11)在调查中，也发现部分“先富群体”确实是出于公心，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造福乡里，甘愿做出经济上的牺牲。而且这些富人经历多年商海搏击，确实有较一般农民更强的实际能力，在带领村民开拓市场等方面颇具实际操作经验。　　“先富群体”往往具备特有的榜样和示范效应，对村民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同时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优先、勤劳致富光荣的政策引导，其结果在客观上也把富人推上了“农村社区管理者”和“带头人”的位置。　　但是，也不排除由于现行法规制度尚有不完善之处，当“先富群体”将其运用娴熟的经济手段转嫁至村级竞选，频繁出现请客送礼、派发实物等非正常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村民的投票意向。　　(12)贿选认定，左右民意或大量发钱。在瑞安、义乌等地，不少富人在竞选期间，纷纷打出“当选后不要报酬”“兴办公益事业”“个人掏钱增加村民福利”“以个人资产抵押发展村集体经济”等竞选承诺，起到了一定的拉挖票作用。调查显示，在义乌市，大多数在选中做出捐赠承诺的富人当选后已兑现其承诺。　　但关于承诺捐赠和贿选也一度产生较多纷争。对此，浙江省民政厅指出，针对“承诺捐赠”这一政治选举中尚不成熟，但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关键是规范选举程序、构建富有弹性的吸纳机制和公平的竞争机制。同时，明确了认定“贿选”的两条原则：一是选民意志是否受到左右，有无给选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二是看钱物发放是否面广而量大，并要求一定要查实后再定性。在防范贿选上，建议采用召开村民大会集中投票选举的方式；村选举委员会要集中时间、地点、人员，组织正式候选人发表治村演说，回答村民提问；候选人的竞选书、治村演说、承诺书等，须经乡(镇)选举工作指导小组或村选委会同意后，方可公开。

以政府调研员的身份，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地说明，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