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给定资料,以“弘扬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养”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思想深刻,观点明确,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卷面整洁,书写工整;800~1000字。
参考答案:
弘扬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养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持积极态度。但是否就必然意味着科学素养的提高这让人想到过去的一年里,那些备受关注的科学话题:从“吃绿豆能治百病”的张悟本神话到媒体炒作“世界末日将来临”,再到禁止添加面粉增白剂等争议……面对其中一些明显的科学谬误,很多人不加置疑地相信、追捧、盲从,媒体不加选择地跟进、扩大、炒作。另外,科学道德与学风败坏,学术造假事件更是频发。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科学精神的提升,不利于国民科学素养的形成。
科学素养的提升,关乎我国国民的切身利益,关乎我国科教兴国事业的发展,更关乎我国精神文明社会建设的进程。正如温 * * * * 在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为此,弘扬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养刻不容缓。
要切实提升国民科学素养,就必须要加大教育宣传力度,切实提升科学道德和学风。相关部门要对科学界存在的违背科学道德规范,道德失范及学风浮躁现象进行全面评估,坚持从源头治理,大力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积极通过网络、广播等媒体宣传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提升国民基本的科学素养。同时,加大财政投入,建立科技团体机构,在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中积极引导,切实提升专家的科研精神,牢固树立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坚决避免学术腐败、泡沫论文、虚假奖项等现象的发生。
要切实提升国民科学素养,就必须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职称评定机制,切实铲除“造假”的土壤。政府应建立完善的职称评定机制,明确职称评定的相关标准,将科研成果纳入职称评定机制,促成职称评定的多元化、多样化。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人才录用机制,提高各行业人才的准入标准,壮大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创新体制机制,规范学术造假界定标准,从源头上杜绝“造假”事件,切实保障原创性科研成果的权益。
要切实提升国民科学素养,就必须要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科研与教育腐败行为。相关部门要从瘦肉精事件中吸取教训,妥善处理好专家与利益的关系,建立健全专家行为管理体系,明确专家在科学技术研发中的职责,使其在利益面前经得起诱惑。同时,政府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督力度,严格规范市场秩序,避免类似“张悟本事件”的发生,媒体要做好舆论导向作用,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事件坚决予以曝光,确保市场秩序公开、有序。
解析:
[解题指导]
本题为写作类题目,与历年的申论写作相比较而言,此次申论文章写作除了采取命题形式之外,没有过多的限制,给了考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可以写成议论文,亦可以写成策论文或评论文章。以议论文为例,考生要高度重视“结构完整”这个要求,严格按照提出论点——证明论点——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来展开论述。资料中温 * * * * 的讲话可以作为文章的开头或者结尾,以增强气势,增加亮点。
[主题延伸阅读]
延伸一:你的科学素养有多
2011年3月18日,中国科普研究所公布了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
2011年5月18日,科学素养概念的首创人乔恩·米勒来到广州,参加亚太科学中心大会(ASPAC),讲述科学素养问卷背后的故事。
乔恩·米勒(Jon D.Miller):美国青少年纵向研究(LSAY)机构创始人和负责人,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科学素养促进国际中心主任,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士,“科学素养”概念的首创人。
2003年,“非典”来临,板蓝根被哄抢一空;2011年,日本核危机,中国民众掀起了一次巨大的抢盐潮。这些失去理智的行为的背后,有谣言作祟、有心理危机,也有科学知识的缺乏。
与之相呼应的是,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虽然,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27%,较以前有所提高,但大致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
什么是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由文化素养引申而来,国际上,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
目前各国在测度本国公众科学素养时普遍采用这个标准,只有在上述三个方面都达到要求者,才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
对话米勒
——个人的“工具箱”
羊城晚报:米勒先生,您首先提出并且设计了问卷来调查世界各国人的“科学素养”水平,这种测评方式已被多少个国家采用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
米勒:我提出的科学素养只是要求大家学习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和理论,就是每一个人必须具备基础知识。这种测评方式已被40多个国家采用。
我认为,科学素养是一个人必备的基础知识,我通常把科学素养称为一个人的“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装的都是一些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组成了一个人对科学的基本认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基本的科学知识,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就掌握了一种基本工具。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过去的哪个时代都无法跟我们的时代相比。现代人能通过网络、手机等各式终端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信息的丰富不仅让我们知识大增,还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但最根本的是,人要去掌握知识,就要理解词汇的含义。举例来说,关于病毒,我们平时经常提到有SARS(非典病毒),HIN1甲型流感病毒,HIV(艾滋病毒)等等,有一些病毒,过去没有,现在产生;有一些病毒,过去叫这个名字,后来换了一个名称。这样有关病毒的信息非常庞杂,人们在记忆它们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在我们的测评体系当中,我们只提炼出核心的概念——病毒。这样,大家只要记住病毒的基本特征,以后再遇到具体的病毒时就可以用基本的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了。
——记住这个数字:3.27%
羊城晚报:在中国,2010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了3.27%。虽然与之前相比,已有显著提升,但这一数据大致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结果
米勒:首先澄清一下,这个调查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的数字,他们如何得到这个数字我还没有认真研究过,在这个问题上,我还要跟中国的同行们进行沟通。
但在我们的调查中,中国人的科学知识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在科学精神,特别是怀疑精神上,中国的得分比较低。
科学素养调查面向的对象主要是成年人。其实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水平,有些地区跟欧美国家不相上下,比如上海。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存在好大学和差一点的大学,中国的优秀学校在科学教育上,跟美国的优秀学校相比,不分伯仲。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科学教师分布非常不均衡。之前,我在北京的时候,前中国国务院副 * * 李岚清曾经向我提到过这个问题,说在中国的西部贫困地区,科学教师的数量很少。其实,同样的问题,在美国也有。所以,我想解决的办法,就在于缩小地区之间的科学教育差距。
——我们是科学家,更重要的是科普教育家
羊城晚报:美国与中国的教育方式和内容有不同之处,但这个调查用的是美国学者设计的问卷,这会不会让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被低估了
米勒:我只能说,对于不同国家的问卷,我们会根据那个国家的国情和文化作相应调整。比如在测试欧洲人时,我们会加入他们对幸运数字态度的测验,测试中国人时,我们会调查他们对于风水的看法。
科学素养问卷是我和一群科学家共同设计的,我们在设计问卷时主要考虑问卷内容的包容性。我们的团队中,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都会设计他们所熟悉的那个领域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向人们解释学术概念,而是敦促人们要理解这些所列出的概念。因为理解概念是科学研究的开始。
我们是科学家,更重要的是科普教育家,我们的工作是培养未来的科学家,还有,把科学带给每一个人。
——问卷会不断与时俱进
羊城晚报:您所设计的关于科学素养的问卷是不断变化的吗
米勒:是的。我最早提出科学素养的概念是在1983年,这三十年间,我们设计问卷内容的基本原则是固定的——总有那么几个核心概念,必须每个人知道。沿着这个原则,一些具体的内容会与时俱进,例如:30年前,我们的问题清单里还有关于酸雨的问题,而现在几乎不会问到酸雨,因为酸雨已经不是现代科学知识的最前沿了。30年前,我们的观念中还没有DNA这种物质,而现在DNA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科学概念。30年前,我们还不会问到空气中是否有太多二氧化碳的问题,而现在,“气候变化”成了我们口中提及率很高的词汇。
问卷也会根据世界上的大事件发生变化,比如在最早期,核能的问题是很热门的,不过最近几年就比较少提及,但这次日本大地震之后,核泄漏危机再现,核能问题又成了大热门。
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更新概念,不断增加新的知识。人类的科学知识增长迅速,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要不断地更新思想,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
——公众对科学认识增加,问卷就成功
羊城晚报: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在设计问卷时,您有什么标准吗
米勒:公众对科学知识掌握的程度是检验我们这个问卷的最好标准。如果通过我们这个问卷调查,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增加的话,我们的问卷就成功了。
科学通常传达的就是一种理念,譬如爱因斯坦的经典公式:E=mc2,向我们传达的就是一种平衡的概念。
举个例子来说,树木燃烧产生气体、烟雾、热量还有灰烬,但物质的总量没有变,能量是守恒的,只是形式之间的转化,原子分子的数量没有变化。
再比如说,我们核电站通常会用到的铀235采用的是裂变产生能量的方式,这种物质具有放射性,我们要理解什么是放射性,因为这不仅关乎我们知识的多少,还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月球上有一种物质叫做氦3,这种物质产生能量的过程是聚变反应,跟太阳内部的反应过程是一样的,聚变产生的能量更加强大,假使我们派一艘飞船去月球开采氦3这种资源,装满一飞船的氦3回来地球,这些氦3聚变产生的能量能满足美国一整年的电力需求。
地球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是从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
羊城晚报:前不久公布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在国内反响甚大。有专家分析说,出现这样的数字,是因为中国社会文化中,有很深的人文传统,这让更多人关注的不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人和人的关系,因此国民对科学知识关注不够那么多。
米勒: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斯诺在1959年出版的一本书《两种文化》中说道:科学和人文是日渐分裂的两种文化,他们互相瞧不起,而且还不断调侃对方。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了,斯诺说的这两种文化的分裂仍然存在。
在美国,无论你在哪所学校接受大学教育,第一年你都要学习基本课程,即科学教育、社会科学课程和人文课程。一个立志成为工程师的人,除了要学习科学方面的知识,也要学习基本的社会课程。人文课程有文学、历史、哲学、语言等。这些都是美国学校的基本课程。我们必须让学生的知识结构达到平衡。
20年来,美国的大学教育一直在致力于让两种教育相融合。我认为通过这样的努力,美国人的科学素养在近20年间,真的有较大提高。
学习科学,还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因为科学的基本概念都是历经千百年不变的,现在的认识能指导我们的行为,从而影响我们的后代。
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是从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我们现在向空气中排放大量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现在可能感受不深刻,但是一百年后,两百年后,却是我们的后代深受伤害。
科学给我的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是一种看问题的眼光。懂得基本的科学道理有助于我们的判断和决策。科学让生活更美好。科学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工具。
延伸二:净化中国大学的学术环境
进入新千年以来,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历来是社会净土的大学也变得乌烟瘴气,有良知的人们说起来莫不痛心疾首。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有无治理对策我略谈一些想法。
六十年来,我国学术生态的演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 * * 时代,其特点是结束了民国时代学术相对独立的体制,建立了以毛 * * 为最高权威的体制。毛 * * 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中国的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基本上是独尊一人的局面。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国学术出现了一次中兴。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界走出恐惧。真理标准讨论,让学人开始挣脱思想依附。20世纪80年代虽然反反复复,风风雨雨,但学术界总体上是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与人类文明的主流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学术风气比较健康。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生态进入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控制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即在不放弃政治直接干预学术的同时,主要通过经济利益来驯化学术。行 * * 力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学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十多年来,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80年代曾经出现的学术中兴,已经成了远去的风景。当今学术体制已经形成了如下特征。
一是以官治学,权力本位。学术机构的设立权、人事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书刊的出版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学位的设置权和授予权,无不由行政机关掌握。学术评价也以权力为本位,甚至裁判员兼任运动员。更严重的是,对于已经曝光的学术丑闻,官官相护。前几年,保持学术良知的人们对行政和司法还寄予期望,觉得国家权力还会遵守学术的底线。武汉大学周叶中事件的结果是,被剽窃者败诉,剽窃者胜诉,报道真相的记者编辑受处分。公权力公然成为袒护学术不端的当事人的工具,标志着国家权力层面的底线已经失守。这几年,又有一些大学校长、院长涉嫌抄袭、剽窃的事件在报端披露,结果没有一个因此而丢掉乌纱帽。那些拥有官职又混迹于学界的人,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更加有恃无恐。
二是设租寻租,权钱交易。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把学术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上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许多大学教授已经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驱动,学生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加上一些官员也挤进来在职攻读学位,更加剧了权钱交易和权权交易的乱象。
三是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20世纪80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秤。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学术成果按课题级别或出版单位的级别打分,成果本身的学术内涵反而弃之不顾。其后果之一是学术论文走向垃圾化。
这样的环境,已经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严重地颠倒了,解构了,对青年学生的腐蚀尤为严重。现在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已经失去了对学术殿堂的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成了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本科化,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在这种格局下,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面对已经积重难返的现状,如何重建正常的学术秩序,还中国大学一方学术净土我虽然对前景难以乐观,但还是想提出几点改善的对策。
其一,是校正学术与行 * * 力的关系。中国公立大学的校长、院长的产生,大体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学而优则仕”,一条是“仕而优则学”。前者是教学科研有了成绩,于是被上级安排为校长、院长。后者是从党政干部转为学官,因为不甘于“外行领导内行”,自己也要变成内行,也要参与科研,出学术成果。从目前的用人机制看,后者大有增加之势。不论“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他们都是“双肩挑”:繁忙的会议不能不开,频繁的应酬不能不去,国外国内的考察不能耽误,学术成果还不能少出。于是,大量的科研项目就由校长、院长出面领衔,立项筹资,具体的活计则由一般的教师乃至研究生去做。在这种权责不清乃至权责分离的格局下,学术研究的水准是可疑的,学术泡沫的产生是难以避免的。原来,我以为出洋相的主要是从“仕而优则学”途径上来的人,他们在学术上不是内行,又要做得很像内行,难免闹出笑话。现在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官位的诱惑力很大,学术荣誉的吸引力也不小。从“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上去的人,没有精力和时间从事艰苦的学术探索,又想保持自己的“学术地位”,采取合作的办法制造学术成果,闹出笑话也不让人意外。在目前情况下,有必要强调学术与行 * * 的适当分离。学术的秩序应当由学术共同体自治,大学应当由教授治学。最近,在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中,已经有人呼吁大学校长的产生,不应当由上级党政机关任命,而应当由校务委员会或校董事会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公开遴选。如果能够形成这种机制,那么涉嫌学术不端的人物就很难长期盘踞在高校领导岗位。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大学校长、院长是一校学术伦理导向的掌舵人。校长、院长从严治学,社会风气再坏,学校内部不至于坏到不堪的地步。而校长、院长自己就不干净,便失去了维护基本的学术正义的资格。可以允许校长院长任职期间不做学问,不能允许他们带头违反学术规范。好在学术成果都是公开发表的白纸黑字。这方面的问题,比贪污受贿好查得多。凡是学术不端,行为被查实者,都不能继续担任校长、院长。
其二,让学术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淡化、脱钩。现在以科研为名的经费越来越多,款项越来越大,想靠科研发财、靠学术发财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不正常的。学者固然需要稳定的物质生活保障,但金钱的诱惑太多难免让学术研究变味、走样。对于那些已经制度化的学术敛财机制必须釜底抽薪,从根本上革除。比如,民国时期的学术期刊就没有敛财机制,改革开放以前的学术期刊没有敛财机制,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期刊也没有敛财机制。因为在这些年代,中国除了为数不多的以学术为职业的人,加上少数业余有学术兴趣的人,其他人不会去写学术论文,也不需要发表学术论文。学术期刊编辑部,自然成为坐冷板凳的机构。现在学术刊物编辑部演变成炙手可热的学术衙门,其原因就是评职称要求发表论文。一些大学还要求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不在专业学术期刊、乃至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到几篇论文,毕业论文做得再好,也不能授予学位。随着研究生招生人数猛增,就对各类学术期刊的版面形成了极大的需求。有人做过统计,即使现有的学术期刊全部成为研究生发表论文的专刊,版面仍然远远不够用。一些学术期刊由薄变厚,出版周期由季刊、双月刊变月刊、半月刊,都是这种刚性需求造成的。一些大学提出发表论文要求的初衷,可能是鞭策研究生努力研究学术,让“核心期刊”也成为一道质量把关的门槛。殊不知学术期刊并非净土,很容易形成钱学交易的机制,“捐门槛”没有鞭策学术,反而给研究生增加了经济负担。这同时导致了学术期刊异化的乱象:内 * * 本上没有读者要看,却有应接不暇的作者出钱求你发稿子;学术质量下滑了,大把的银子却滚滚而来。如果断然取消所有大学关于要求研究生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方可获得学位的不合理规定,学位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脱钩,愈演愈烈的学术期刊敛财机制便可釜底抽薪。如果文凭的高低与做官、与大城市户口等现实利益脱钩,有关文凭的产业也就不会那么火爆了。
其三,开放民间学术研究,形成竞争机制。这些年,教育部的歧视性政策使得民办大学失去了平等的发育空间。民办大学居然没有一所研究型大学。中国的民间学术研究只能存在于学院以外。它目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些体制以外的学者个体,他们往往在思考大问题,研究真问题。二是指在学院或公立学术机构内有公职,但保持独立人格,拒绝与学术浊流沆瀣一气的人,民间立场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与体制内的学术研究相比,目前民间的学术研究虽然规模较小,但腐败也较少。礼失求诸野。在学院派学术也不能洁身自好的情况,民间学术或许还能保存着学术薪火传承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