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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能够外抗权势，内谋革新，办学境界高远，思路清晰，措施切实，终使北大为之一新，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心。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高瞻远瞩和胆气魄力，也在于蔡元培的个人魅力。
对于蔡元培的崇高人格，世人历来称誉。有人说他“春风化雨”（冯友兰），有人说他“不言而众服”（顾孟余），也有人说他是“周公型人物”（吴稚晖）。现在也有人把他的人格魅力概括为“外和内介、守正不阿”，“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金林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几个方面。
所谓“外和内介、守正不阿”，是说他性情温和，待人接物，处世论事，恬淡从容，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则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蔡元培的宽厚仁慈，有长着之风，是众口皆碑的。他对待北大的教师们，不仅关怀备至，而且温和亲切。师生们写了书向他索序，他没有不答应的。对学生和校内有志气的青年，都乐于提供帮助，为贫困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给半工半读学生提供便利条件。他对达官贵人与对校工贫生态度如一。据顾劼刚回忆：蔡元培到校的那一天，校工们排队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习以为常、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了个躬，这使得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其人其品，可窥一斑。傅斯年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实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个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诚意，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不过，蔡元培又不是不讲原则的人。傅斯年又说：“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有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只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蔡元培于大是大非上绝不退让，在与守旧文人的论战中，在解聘不合格教员的决断中，在屡次抗议北洋政府的行为中，在对待学生的无理取闹等方面，都表现得很充分。
所谓“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说蔡元培对待自己十分严格，克己节俭，安贫乐道，不以自己的私利和生活享受为意。他本着奉献的精神，一生致力于救国，从革命救国到教育救国，想的都是国家、民众，从不为个人和家庭打算，从不把职务作为谋私利的工具。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身为北大的校长，粗茶淡饭，布衣简从。1917年，他去拜访孙宝琦，孙见他徒步而来，对他说，大学校长是有身份的人，不能再徒步走了，应该要有个代步的工具。第二次，蔡元培再去拜访，孙见其还是徒步，便亲自买了一辆新马车送给他。第三次，蔡元培因事再次前来拜访，孙见他仍未用车，才知道他是有车没马，蔡元培走后，孙马上派人把自己的马送了过去，这样蔡元培才坐上马车——当时，但凡有点身份的人，很多都坐着汽车上下班了，而以清贫为乐的蔡大校长却连马车也坐不起。
冯友兰说蔡先生是中国“最大的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与实践者。观其一生，此言非虚也。（选自《传记文学》2011年第2期，有删节）
1．傅斯年认为蔡元培一切待人接物与众不同，其不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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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提及的蔡元培个人崇高人格和迷人魅力主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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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全文来看，为什么说蔡元培是“北大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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