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的绿道网30年前的广东，追求的是速度。那时候的广东人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口号曾经像灯塔一样，照亮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慕、对于未来的期许以及对新生活的展望。速度，改变了广东，也改变了中国。这一次，广东人希望慢下来，他们要幸福。让幸福跟得上脚步，成为广东的新选择。让广东慢下来的是一条路，以及无数条相同的路。他们把这条路叫做“绿道”，无数条绿道形成的路网，就叫做了“绿道网”。他们指望绿道网的出现，可以使广东从失衡回到均衡，从失调回到协调，可以在经济高度发达时摆脱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能源扼颈的“幽灵”，对30年不曾暂停的双脚进行慢慢的调养。去年11月，温 * * * * 视察珠三角省立绿道1号线珠海段时，称赞建设珠三角绿道网“这件事情办得好”。省委书记汪洋则感慨：“从来没有哪个工程像绿道网这样受到老百姓的热捧。”“绿道网是加快广东转型升级与建设幸福广东的结合点”，分管珠三角绿道网的广东省副省长林木声说：“走上绿道，你就能体会到那种幸福的味道。”绿道网，由绿色的道路组成的网络。权威的释义是：一种线性绿色开敞空间，通常沿着河滨、溪谷、山脊、风景道路、铁路、沟渠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设，内设可供游人和骑车者进入的景观线路，连接主要的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城乡居民居住区。2010年，广东省完成了珠三角9个城市的绿道网络，全长2372公里，将珠三角连成了一张大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建设“网络”时，各市都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盘点自己的自然资源，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世界遗址之类，过去都散落在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由于绿道网，很多被人们熟视或忽视的这些自然、人文景观，又重被重视起来。其次，串联。东莞绿道连通线上，串联了沿线旅游景点及兴趣点200多个。这些点都有一个共同的专业名称即生态节点。在这些生态节点上，一般会建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设施，如厕所、休息驿站，或者小卖部等。每个驿站会配备数百辆自行车出租给游客。记者走访东莞市松山湖绿道时，看到驿站附近，很多年轻人骑着单车飞驰而过；路旁有一个小花园，很多人走进花园，在花丛中观赏、拍照。东莞市民老吴告诉本刊记者：“东莞越来越漂亮了。到周末，我们一家就会开着车到松山湖绿道，把自行车架在车上，到了目的地就下来骑车，一家人玩得非常开心。”2009年8月，广东省住建厅联合省委政研室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关于借鉴国外经验，率先建设珠三角绿道网的建议》，提出了绿道网建设的5年规划。2010年1月，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将珠三角绿道网的建设目标定为“一年基本建成，两年全部到位，三年成熟完善”。在会上，省委书记汪洋专门就绿道网建设进行了总动员。明确指出，广东省将绿道分成两个层级：一是省立绿道，二是市立绿道。前者为连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绿道，后者为城市内部的绿道。去年，广东6条省立绿道全部开通，今年主要进行市立绿道建设，即城市内部绿道建设。明年主要进行后续功能开发。 进展如此迅速，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珠三角绿道网建设，需要多少资金由谁来解决副省长林木声算了一笔账，珠三角建设2000多公里绿道，共花了30个亿，平均每公里绿道花费约为150万元。“这笔钱摊到珠三角9个市并不多。”他表示，省政府一文不出，由各市自行解决。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各市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办法也各不相同。深圳是由市政府全部出资；广州恰恰相反，由区县自行解决，市政府并不出资；而东莞市则是市镇各一半。在绿道网建设上，各地政府欢迎社会资金介入，而社会资金也踊跃参与。记者了解到，某城市绿道上的驿站建设就是由一家公司自愿出资兴建的，换得的是驿站的经营权。而记者在广州驿站中看到的3G便民信息服务点的电脑，也是由中国移动公司无偿提供的。相比资金，更为现实的问题是：2000多公里的绿道网，要占地多少怎么征地“绿道本身是生态工程，切忌用反生态的手段来建设。”林木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广东省确定了建设绿道的三条原则：首先，要因地制宜。利用原有的便道系统，按照技术指引来建设，足矣。其次，少大开大挖，避开需要征地的地方。绿道的最大好处就是千姿百态，不要整齐划一。需要弯就弯，需要直就直。再次，少搞永久性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因为永久就意味着钢筋混凝土结构，绿道不需要这些，需要的是生态型的花草绿地。广东省住建厅副厅长蔡瀛表示，绿道路径很多在水边、田边、山边，这些在城市规划中，原本都是“边角料”，而绿道网建设正是利用了这些不起眼的“边角料”汇成了大网络。不过也有例外。东莞绿道办副主任张常路告诉记者，“因为绿道有规定的绿化控制带，除了慢行道本身的5米外，还有两边的绿化隔离道，最短都市型也需要两边各留10米，这样，占地达到25米。对于寸土寸金的东莞来说，用地就非常困难。”“如果是从一个市的层面来推动，会遇到很多部门阻力，包括各自部门对用地的理解与安排，比如农业局以后可能要划农保地；水利局说要划水源保护区；国土部门会让你办两证一书等等。现在广东省统一规定绿道建设用地属生态用地，绿道游径按照‘机耕路’处理便解决问题了。”记者了解到，近期，浙江省某个城市要做绿道到东莞取经时，张常路提醒道，“如果没有省里的统一规划，仅仅土地这一块在市这个层面，就会遇到一定的阻力。”绿道的市与市连通问题，也依靠“统一规划”来解决。在各地政府看来，“省里重视”，最直接的体现是省委书记汪洋的督促。据记者了解，汪洋经常会问各市领导：“你们那绿道网建得怎么样我什么时候要到你们那看看绿道。”他曾有这样的表态：“你们需要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但你们不能光说不做，不仅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有时，某个市领导就会接到汪洋这样一个电话，“今天我到你们那去了。你们那有什么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一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有某市绿道办负责人吐露：“我们压力大，说不定什么时候，汪书记就微服私访来考察呢!”最具幸福感城市2007年迄今，由《瞭望东方周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发起并主办的“中国(大陆)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已举办四年。今年，首现一线城市身影，广州首次入选，重庆首次入选。调查报告指出：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基本在所有的指标上，上海、北京只有数次出现在前10的榜单上，而在二、三线城市中，生活节奏慢、工作压力较小、环境较好的城市往往在各种指标上都表现优异。一线城市拥有的垄断性优势，比如，医疗的便利程度和质量、教育资源丰富、赚钱机会多等，并未在幸福感中体现。从2009年起，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首次将县级市纳入调查的范围。在最具幸福感的10个上榜城市中，几乎被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经济强县所垄断。它们也不是散列的小城镇，“以大带小”十分普遍，无锡携麾下江阴、宜兴一起荣登“幸福榜”，重庆领铜梁 “唱红打黑”，长沙市与长沙县手牵手。摊开中国地图，幸福城市主要是沿长江一线布局，而后又在江浙一带上拐，形成一道“幸福之拐”，然而，“拐形”结构是不稳定的，如果横三纵四多画出几条边，中国的疆域图会更有稳定感。况且，幸福线向中西部腹地的延伸，主要还是靠成都、长沙、重庆等大城市，作为拥有最多县域经济的广袤腹地，小城之“小”并不是幸福的理由。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世博、亚运等超大型国际活动确实对幸福感有助推作用。在生活总体幸福度排名一项，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刚刚举办世博会的上海的排名和2009年相比有很大上升，可见世博期间上海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改善基础设施、美化环境等措施对于提高市民的幸福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燥热无温情的大城市，普遍在人情味一项失分，人情味最浓的城市是通化、成都和杭州，上榜的城市大都生活节奏较慢。在生活节奏快的城市中，人们生活压力较大，大部分时间用来谋求生计，缺乏人与人的沟通。广州、重庆两座入选的大城市，在颁奖礼上的亮点恰恰是人情味。由市民为市长颁奖是颁奖礼的一大特色，重庆的颁奖者和领奖者进行了热烈的拥抱，是全场唯一的拥抱；广州的颁奖者则身穿亚运会志愿者服，始终竖着大拇指，始终嘴角微笑。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总体幸福。大而全的城市不一定是幸福的城市。“羊煤土气”使得鄂尔多斯这座西部三线城市扬眉吐气。人均GDP超过上海和北京，接近15000美元，一跃成为中国大陆最富有的城市。鄂尔多斯下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要在5年内人均GDP赶超香港，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城市。这个富得只剩钱的城市，在入选的6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居第55位。但在20项具体幸福度调查中，无一项进入前20强。调查报告指出：“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企业追求经济回报，个人追求经济地位，但是经济就真的是一切的终极目的吗历次调查结果都显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可人们的幸福感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国外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中大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发展经济能显著提高国民幸福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与幸福的关系会减弱，并且在一些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变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反而带来幸福水平的下降。对成都最有名的评述，当属一句“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在这里，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心态都很悠闲，整体氛围非常轻松，泡茶馆、打麻将、吃火锅……成都人的闲适生活让外地人羡慕不已。据不完全统计，成都有大小茶馆3000余家，每天有超过12万人次进出茶馆。杭州也多茶馆，主要集中在西子湖沿岸，喝茶、听戏，更追求“雅”；而成都的茶馆散布于大街小巷，甚至连小区家属院也茶馆林立，且比起杭州更为随意。会见朋友在茶馆，谈恋爱在茶馆，诗人们在茶馆里琢磨诗，生意人在茶馆里签合同。茶是要慢慢喝的，一个有着茶馆文化的城市自有它疏朗缓慢的节奏。曾经有人批判成都人不思进取，可成都人认为自己的悠闲生活并非“不思进取”，而是“知足常乐”。在休闲的生活中体验幸福的同时，成都人并没有忘记发展。成都的美食，成都的休闲，成都人的热情和包容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幸福感与日俱增。学者吴祚来说：现在，城市的意义完全不同了，满足市民生活需求才是第一位的，生活的便捷、宜居、使市民充满幸福感，是城市最高的追求。消失的城市记忆百年老街凤鸣街近代建筑群已被列入大连市历史文化遗产名录，但也遭受到锤斧之痛。据《人民日报》今年1月4日报道，凤鸣街是大连仅存的一条近百年的完整老街，长约1200米。街两侧原有100余栋建于上世纪20、30、40年代的“和风欧式”建筑，小楼造型别致，极少重复，并都配有独立的院落，具有极高的观赏、研究和史料价值。可是，自去年11月始，近一半的建筑已被拆除。虽然保留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和郭沫若夫人郭安娜的故居，但老街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却被破坏了。辽金元时期的护心屯遗址，2009年因城市改扩建，农村变社区而消失；新石器时代的北岗子遗址，因修京沈高速公路而绝迹；青铜时代的大林头贝丘遗址，1998年因建设高尔夫球场而被毁；明代的庙沟庙址，1987年因建养猪场而遭破坏；清光绪二十四年的蚂蜂庙址，改成了村委会办公室，庙里的铁钟被当废铁卖掉……记者翻看着《全省三普消失不可移动文物汇总名录》，仿佛在翻阅着一本历史文化遗迹的墓志铭。在“总名录”登记表里，专门有一栏记载文物消失的原因。记者发现，消失的1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80％以上因城市建设、土地开发、生产生活等人为因素而消失。除了生产、建设、开发，一些不法分子的黑手也屡屡伸向文物古迹。辛占山痛心地说，近些年来，破坏古墓葬的现象非常严重，几乎每年都有发生。2009年，仅辽宁朝阳县一年就破获盗墓案件30余起，抓捕犯罪嫌疑人40多人。被盗的多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辽代贵族墓葬，收缴的100余件文物中，珍贵文物就占70多件。去年全国“两会”上，民革辽宁省丹东市委副主委陈德委员呼吁，打捞致远舰，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一直没人响应。“我们对它还只能是尽可能地保护。古沉船等水下文物保护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文化部门，但文化部门不具备执法权，也没有专项经费，实施有效保护确实力不从心。”庄河市文体局局长梁静波说，我们迫切希望在公安、渔监、文物保护部门间建立联动机制，尽最大可能保护好这些水下文物。4月23日是戊戌变法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的诞辰日。东直门内南小街北沟沿胡同23号是梁启超当年在京的居住之所。记者昨天探访发现，各种自建房屋已将故居切割成大杂院，只有门口的东城区文保单位标牌表明该院落有着特殊身份。据院内居民介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某单位宿舍，院里的很多小房子都是大家自建的。起初后花园里有两座假山，其中一座已经被铲平，山石全被当做了地基，另外一座土山周围也密密地盖了房子。据资料记载，梁启超故居为他在京住所，属于民国时期建筑。这所年岁不大的宅院，见证了梁启超先生两次重大变动。记者在院内发现，和很多胡同里的大杂院一样，私搭乱建和随意堆码的生活用品具有很大的火灾隐患，而狭窄的通道肯定不利于施救。虽然故居门口贴着“文保单位60米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标语，但显然不能解决院内的隐患。胡同内不少居民表示，希望故居内的私搭乱建能够得到治理，恢复昔日的容貌。市文物局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尚未了解到有关梁启超故居的修缮复原计划。由于缺乏资金，对于名人故居的改造，不可能一步到位。拆除乱搭乱建的屋舍，逐渐将大杂院恢复故居的旧貌，也要采取循序渐进的疏散方法。三、申论要求
以广州、成都等上榜城市为例，分析影响评选幸福城市的主要因素。(20分)要求：条理清晰、分析合理、语言准确，300字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