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领导干部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准有下列哪些行为（）

A、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

B、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

C、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

D、个人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

1.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过半，其中相当部分人生活在大城市。数据显示，今年3月1日，北京轨道交通全路网客运量首次突破900万人次大关，再创历史新高，上海地铁日均客流量在一年前也逼近700万人次，高峰限流措施频繁。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中，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外来人口。　　2013年9月15日，北京的交通未能承受住一场小小的秋雨洗礼，在中秋节前夕刷新了自己的“拥堵记录”：全市拥堵路段高达143条！置身于这不见首尾的“车河”，呼吸着混合了多种味道的空气，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这不是我要的城市生活。 　　北京越来越严重的交通拥堵，是中国快速城市化所面临的空间冲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缩影。 　　2.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发布的《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称，中国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 　　什么是“城市病”？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某认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为“大城市病”。 　　我国虽然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大国，但是近些年来快速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性质的变化。2012年1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了51.27%，首次超过50%。虽然这是按常住人口来计算和统计的，也就是说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也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这些群体的城市化劳动与生活是常态性的，他们真实地支撑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 　　从我国地方发展情况看，各大城市发展阶段参差不齐，但是都在步入郊区化、大都市化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由于人口及城市布局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划分割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城市的持续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我国各大城市“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3.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国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城市化不但要看城市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不能仅仅将人口居住在城市称为城市化，还要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来衡量城市化。 　　正如不少专家所指出的，“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 　　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某提出，城市化不光是要看多少人住在城市，还要看这些人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样，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进入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城市时代。 　　从主观层面来看，人类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息。对“城市”一词的修饰多如花园城市、园林城市、魅力城市、人居城市、山水城市…… 　　社会城市与人民城市的提法也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某指出，社会城市与人民城市是从社会与人的角度来考虑，更多地强调城市是大多数人的城市，更多地追求公平与和谐。人民城市除了把人作为城市主体来看待外，还要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追求少数人或者贵族的利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城市的研究比较物化，比较看重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而城市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城市的主体不应该是物质，而应该是人。”李某说。4.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口、环保、安全等新一轮的压力纷至沓来，国内不少大城市都患上了“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大城市病”，在审议和讨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委员对此进行了分析。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数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有上百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心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城市建成区盲目扩张。 　　大建国际化大都市符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到底需要多少个国际化大都市？一些代表委员指出，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都提到了要控制城市建设规模，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挡住一些地方一窝蜂建设超大型“国际化大都市”的热情。 　　“盲目建设国际大都市将会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如侵占粮田、贪大求洋、债台高筑等。”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前些年我国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出现不少问题，如大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等等，这些问题到现在并没有多大改观。 　　他说，大城市建设近十年近乎爆炸式的扩张，终于导致了一些“病灶”在日积月累后集中爆发，２０１１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深圳、郑州等城市“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严重。　　“堵车、污染、内涝、房贵只是‘大城市病’的表征，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城市建设、管理上的错位和不科学。”全国政协委员连介德说，如果城市功能错位，城市定位不当，将会导致日渐缺乏的发展资源的透支和巨大浪费，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商务成本也会上升，城市丧失竞争力，“这种代价将比堵车、污染更大更无法承受。” 　　“大城市病”归根到底是“大”引起的。全国人大代表、中 * * 党史研究室主任欧某注意到，截至2012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2069.3万人，是1986年的两倍多，相当于26年就多出了一个北京城的人口。 　　5.“我认为，‘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因此不应轻易谈瘦身，否则容易抹杀一些问题，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在今年3月6日举行的全国人大某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蔡某一发言，立即吸引了众多代表的目光。 　　世界上同样还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没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们这些城市还多的城市也没“生病”。比如美国纽约，比我们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但这些城市出行却很方便，看不到我们常见的“城市病”。 　　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城镇化时，提出要充分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那么，大中小城市就要协同发展，当然不是机械地同步发展，也不是让大城市不发展等着小城市发展，更不应该是让大城市瘦身。 　　全国政协委员唐某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重大误区加重了“城市病”。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资源严重失衡，城市承载力受到空前挑战。按行政级别配置城乡资源的体制，导致地域最广而级别最低的农村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资源；“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他认为，治疗大城市本身的病症，应向科学规划、精细管理寻药方，重要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他说：“伦敦少有‘门禁社区’，住宅楼盘都尽可能开放式管理，对缓解交通拥堵很有效。”政府要少些限制思维，多些服务举措，开放、精细、疏导的思维方式是城市管理者应当学习的。 　　全国人大代表李某分析，参考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经验，治理“大城市病”，一般都是立法保护和制度先行。“比如交通拥堵，一个主要原因是交通承载力和车辆比例失调，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需要制定更科学有效的车辆分流方案，甚至是交通灯的时长也有严格要求。”8.“空气质量与机动车尾气排放及交通拥堵有关联，城市内涝与垃圾处理也有内在联系。”全国政协委员顾某分析，“大城市病”表面上看形态各异，但实际内部存在着各种因果联系，治理也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可草率行事、一限了之。 　　对于目前问题最大的堵车问题，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比如先行增加和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的综合容量和城郊新城建设的产业和生活配套，再行减少参加竞拍和摇号的车牌增幅，实现机动车总量的宏观调控等。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蔡某说，环境问题不应随着雾霾散去而被遗忘，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的提示，公民的环境权益应得到更全面有效的保障。 　　很多“大城市病”归根到底是“大”引起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某认为，全国上千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已有十几个，严控大城市规模，通过法律和制度限制类似“乱摊大饼”的发展模式，才能从源头上治疗“大城市病”。 　　9.当政府部门为“城市病”忙得焦头烂额之际，老百姓是否就可“袖手旁观”？ 　　一些代表委员提出，政府公权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除了科学合理地动用行政资源，还要善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一起参与城市顽疾治理。 　　“今年春节，虽然PM2.5观测值在短时间内还是攀高，但一些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的量已有所减少，说明通过全民参与来对应各种城市难点问题效果明显。”全国政协委员王某说，“事实证明，当民众环保意识提高、政府措施得当，就会形成合力。” 　　全国政协委员蔡某建议，从创新社会管理的角度看，依法注册的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也完全可以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而降低政府部门的成本，改善目前有的地方“疲于奔命”的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朱某等拟提交书面建议：中国的“大城市病”不是“不治之症”，在更加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的框架下，让老百姓更直接地从中受益，就能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为城市治理注入更多能量。 　　10.“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报告同时也对大城市发展指明出路，强调“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 　　在今年3月18日新任国务院 * * 李克强的第一场记者见面会上，他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仍然是城镇化。 　　在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中，这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可能都会在城镇化进程中遇到。李克强还特别指出：“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一千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这既是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 　　11.灰霾袭来，“大城市病”集中爆发，引起代表委员的强烈关注。大家忧心之余，建言献策，开出不少“药方”，有的建议完善城市公共交通，有的提出实现机动车总量宏观调控，制定科学的车辆分流方案，有的认为应通过法律和制度限制“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 　　不能说这些“药方”没有针对性，但基本上还属于外科手术式的“就城治城”模式。治疗“大城市病”，如果只把眼光锁定城市内部，做些修修补补，恐怕只能减轻“病情”。治得了标，治不了本。 　　因为，如果发展不均衡，农村、小城镇会远远落后于城市。“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大家有什么理由不往城里挤？在压力和诱惑面前，大城市又有什么理由不扩张？“大城市病”只能是在外科手术式的治疗中“螺旋式”加重。 　　所以，要根治还应学学中医，城乡共同调养，标本兼治，功夫还应下在城市外。需要多一些“顶层设计”，多一些全局眼光，多一些统筹规划，加快区域、城乡均衡发展，在“疏”上着力。 　　比起外科手术式的治疗，“加快区域、城乡均衡发展”，可能短期内效果不会很明显，但它像医术精湛的老中医治病一样治本，能把“病灶”彻底祛除，让病情不再反复。少一些急躁症，少做一些好大喜功的表面文章，增加财政下乡，改善基础设施，沉下心来让不易“看见”的乡村、中小城镇发展起来，不仅能终结“大城市病”，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能实现“乡村让生活更美好”，城乡协调，“美丽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三、申论要求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主要问题，如果你是某市相关职能部门的一名公务员，请你就如何解决“城市病”提交一份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25分） 　　要求：措施得当，针对性强，条理清楚，不超过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