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问答题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山西繁峙矿难11名记者受贿内幕  (1)一石激起千重浪  2003年9月15日,新华社在报道繁峙矿难的进展时出人意料地宣布,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存在严重的经济违法行为。  消息公布后,社会上一片哗然:到底是哪个记者收受贿赂收受了多少贿赂  (2)新华社公布受贿记者名单  面对质疑声浪,9月26日,新华社再次详细公布了11名涉案新闻记者名单。分别是:新华社驻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山西法制报》的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生活晨报》的魏停、樊武杰、郭龙。11名涉案记者受贿金额合计7.46万元人民币。  9月28日,记者奔赴山西,调查这场新闻权力与地方政治权力、金钱的交易内幕。  (3)《中国青年报》、《华商报》最早披露矿难黑幕  “622”繁峙矿难发生后,非法矿主不是设法救人,而是与个别地方党政官员串通一气,隐瞒事故真相。  据报道,事发当晚,涉案非法矿主殷三、杨海龙、杨治兴、王建勇等商定统一了“2人死亡、4人受伤”的事故口径,殷三、杨学兵指使其他矿井的10名民工冒充逃生工人,向繁峙县调查人员作伪证。当天晚上11时,矿主将遇难矿工尸体陆续转移、掩埋。其后几天,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和职能部门置事实于不顾,按照矿主谎报出具了“2死4伤”的事故伤亡材料。  6月27日,《中国青年报》和《华商报》接到举报,先后赶到矿难现场。28日、29日,两家媒体先后披露了非法矿主转移、掩埋、焚烧死难矿工尸体和地方官员隐瞒真相的内幕。  (4)金元宝击倒新华社记者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其实早在6月2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潭旭4名记者,已在接到繁峙死难矿工家属举报后赶到繁峙。但他们并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先找到了繁峙县委、县政府,并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盛情款待。县委书记王建华还专门把忻州市委宣传部胡某请到繁峙商量对策。胡某出主意说:“这事需要打点打点。”于是,县长王彦平从县财政上提出部分钱来安排。酒足饭饱、吹捧承诺过后,胡某带吉普车将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4名记者送往太原。  事后新华社披露说:“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  据悉,真相大白后,鄯宝红曾向忻州、繁峙方面打探“如何办”,对方称:“只要我们不说,你们不说,事情不会暴露。”鄯遂放心;但安小虎则没那么大胆,他还是于2002年7月10日,向太原市廉政账户上缴了花剩的2080元。  据当时参与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介绍,看到中青报报道后,新华社总社有关负责人曾问山西分社记者:“如此矿难,为何新华社只字未发”鄯宝红等人不得不重返繁峙,当遇到中青报的记者时,鄯宝红说:“你们的报道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2002年7月3日,新华社推出《死不瞑目的控诉――山西繁峙622矿难追踪》的重头报道。署名记者是“刘诗平、鄯宝红、安小虎”。  (5)受贿记者是山西“名记”  当时参与报道的记者回忆,2002年6月29日上午,在繁峙县委、县政府采访时,他和几位同事曾遇见鄯宝红等几名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因6月28日那天报道说,该次矿难中有40多名矿工遇难身亡,鄯对几名记者用难以置信的口吻说:“那不可能吧!”记者说:“你们怎么就相信繁峙官员的一面之词”鄯宝红、安小虎也没再多说。随后,记者赶赴义兴寨金矿爆炸现场,而鄯等人则进到办公室内,与县委书记王建华、县长王彦平私聊去了。“当时不知道他们已经受了繁峙地方的贿赂,现在想来,鄯宝红那是话中有话了。”薛振宇说。  据薛介绍,2002年底,北京新闻界的一次座谈会上,某报因报道繁峙矿难的真相,不被利诱,新闻报道突出,总编助理受邀参加,但带回给他最震惊的消息就是“繁峙矿难中,新华社有几名记者受贿”。在2003年山西的一次煤矿矿难事故中,有地方官员再次确认说:“繁峙矿难中,新华社记者收人财物”,人们依然不相信是真的。  2003年9月26日,新华社对外公布: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给予鄯宝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给予安小虎开除留用察看处分,分别给予王东平、谭旭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名受贿记者中,鄯宝红、安小虎是近年来山西新闻圈内比较活跃的“名记”,年龄都在30~40岁;王东平、谭旭年龄都是20出头,但不为当地新闻圈熟知。  (6)《山西法制报》3记者受贿2.2万元  据《山西法制报》有关负责人介绍,2002年6月2日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爆炸事故发生后,《山西经济日报》聘用记者苏勇,召集《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站长刘玉柱(聘用)、白建芳(聘用)、阎珍寿 (特约)3名记者者前往采访。刘、白、阎三人结束采访离开繁峙后,在山西代县被苏勇随后追到。苏勇称:“繁峙方面托关系,表示一定送些钱来,务必请求不要公开报道该案。”苏同时将2.2万元现金,按刘 8000元、白7000元、阎7000元的标准给3人留下。  但3人事后向报社反映,当时他们根本不接受这些钱,坚决要求苏勇将这些钱退回。而在不久后,他们也确实将2.2万元交还给苏勇,但苏勇一直没把这些钱退还。后苏勇见“6.22”矿难事件越闹越大,欲找当时送钱给记者的官员或办事人员,但对方已经躲避起来,谁也不敢回接这笔钱。  无奈之下,2002年7月12日,刘玉柱等三人将2.2万元以通过有关方退还给苏勇的方式,上缴山西省忻州市纪检委。而苏勇的8000元是否上缴,则无从可知。  据《山西法制报》有关负责人介绍,刘、白、阎都不是报社正式在编人员。该报在接到3人受到举报消息后,高度重视,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给刘玉柱撤销记者站站长职务,建议原单位党组织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刘的党组织关系一直在原单位);给白建芳解聘留用察看处分;给阎珍寿取消特约记者资格,收回特约记者证的处分。但因报社人手不够,三人现都还在忻州记者站留用。  苏勇在《山西经济日报》的身份比较复杂。据该报广告部有关人士介绍,苏为报社聘用的广告人员,受贿案发生前已经离社,其受贿的金钱事后是否退还,报社并不知情。  (7)1万不够分,再要5千元  据知情人士介绍节,刘、白、阎,苏4名记者,在应聘的报社内是广告、发行、采编“一肩挑”。《山西法制报》的几名记者还兼职诉讼代理,有无律师资格则无从查考。他们常以“记者”“广告”“广告员”“发行员”等多种身份出入各种体面的场合。除此4人外,在繁峙矿难中,《山西生活晨报》的3名记者魏停、樊武杰、郭龙也收受了非法金矿矿主和地方官员共1.5万元的“闭口费”,每人分得5000元。  山西一资深记者告诉记者,据可靠消息,当时繁峙有关负责人和非法矿主只给3名男记者10000元“摆平费”,但3名记者发现每人分3000元后剩下的1000元分不开,就又打电话给非法矿主,要求能否再给12000元或15000元,3人好平分,最后繁峙方面又补拿5000元,3人每人平均分5000元才了结。  9月29日下午,记者赶到位于太原市康乐街15号的《山西生活晨报》,但报社放假,报纸休刊。记者偶遇该报社职工,他告诉记者,前几天还在报社见到上述3名记者,至于受贿金钱是否上缴、涉金记者是否受到处分则不得而知。  (8)受贿记者不止11名  2003年9月30日,记者奔赴繁峙“622”矿难现场――山西繁峙砂河镇义兴寨。繁峙矿难中的涉案工头舒仕斌的一个弟弟告诉记者,如要了解当时记者受贿内幕,就必须找到义兴寨金矿背后最大的后台老板杨治兴,但此人至今一直在逃。记者赶到杨治兴家――砂河镇代堡村,尽管记者就在其家门口,但其家人坚决地告诉记者,不知道谁是杨治兴。采访无功而返。  在繁峙砂河镇东关旅社,记者见到旅社的东家殷三的儿子。据他透露,在繁峙矿难中,到底有多少记者受贿,只有杨治兴一人知道。但绝对不止11名记者,也绝不止7万多元人民币。有的外地记者,在太原、繁峙一下火车就被“打点”回去了。  2003年9月29日,记者在山西省纪检监察部门采访时获悉,因为涉金案的11名记者收受贿金都超过5000元人民币,已经违法。该案已经转交山西省检察机关,11名记者可能受到法律制裁。

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2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答案

参考答案:为何控制村民私人财产  阅读有关中国明星村的报道,发现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它们几乎都牢牢控制着村民的私人财产。  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的华西村,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配备轿车,钱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不过,村民如果离开华西村,别墅、轿车、股金都要被没收。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须向村里提出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  从1991年起,南街村开始进行“十星级文明户”。评定星级,星少1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上幼儿园直至上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村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将被取消。该村各项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错误,就会被切断口粮,甚至从居民楼里赶出来,重新住到原来村落保留下来的平房里,并被停止所有福利供给。  在明星村里,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记得前苏联一位领导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一个政府是惟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  这些明星村的领头人发展经济的胆略和气魄令人钦佩,不过,管理上的强权主义倾向颇遭诟病。谋求发展,应该是为人们提供更自由、广阔的选择机会去享受劳动成果,而在这些明星村,选择机会在村规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对财富的控制,变成了对人的生活本身的控制。如果自由选择意味着失去一切,村民也只好忍受村规的主宰。  法律对此如何介入,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一些明星村,村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也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被当作福利而供给,甚至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都已实行房改的情况下仍然如此。是不是村民们买不起住房等基本生活资料呢显然不是。明星村之所以将公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当作福利,就是要将个人应得的每一件东西都依赖于管理者,以便更有利于控制村民。  令人欣慰的是,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变革总在进行中,哪怕现在的声音还比较微弱。  一是有了“离经叛道”者。这些年,华西村尽管“铁桶江山”,但仍然出了5位敢于舍弃财产离开华西的人,其中有两人在华士镇自办企业,小有所成;村民们也不再盲目“听话”。南街村自1999年发生耿宏向王宏斌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战,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体后,2002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富杰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向王宏斌递交辞呈;被南街村认为具有经营头脑的、为数不多的赢利企业――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现在的南街村,已经分裂出几个“资本主义”的个体。二是打工者也不以加入华西籍为荣了。从河南来华西村的打工者共有 1万多人,这几年成为华西新村民的仅606人。他们有的须交纳10万元的落户费,现在降价为1万元,大学生还要减半。特别是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10多米高的毛 * * 雕像下,一个孩子对记者说:“我们村的那一套没意思,好多大人讲的我们都不想听,这个社会早就变样了。”  所有这一切变化,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表象,但实质上表达了村民们对自由的向往,对私人财产安全的关注,对现行管理体制的离心,对管理层蔑视法律、非法剥夺私人财产的强烈不满。  有专家说过:“禹作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大邱庄的悲哀,但大邱庄之路确实给中国农村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对大邱庄如是,对南街村如是,对华西村亦复如是。”  所以说,要解决“明星村”控制村民私人财产的问题,必须用先进的管理观念与管理体制明晰产权,这样,就会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使“明星村”真正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明星村”,用法治代替人治。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大邱庄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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