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张某现年70岁，住甲市A县农村，夫亡，独自抚养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并为他们成家立业。后由于张某早年劳累过度，晚年体弱多病，医疗费成为三个儿媳的心病，甚至最后以死威胁，使三个儿子不敢为其母看病就医。大女儿和二女儿对母亲也不闻不问，只有家境最不好的住B县的三女儿时常照顾母亲，为母亲看病，并将母亲接到自己身边照顾一年之久。为此三女儿与其他兄弟姐妹反目成仇。 1999年3月，三女儿以自己名义向B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其他五个兄弟姐妹给付赡养费，人民法院以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了三女儿的起诉，其他儿女得知消息后，更加有恃无恐。2000年1月，张某病情恶化，急需大笔住院费，三女儿要求其他兄弟姐妹分担费用，但均遭拒绝；三女儿气愤之下，于2000年2月，携母亲到A县人民法院起诉，再次要求其他兄弟姐妹给付赡养费，并请求先予执行。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先予执行理由合理，遂在要求张某其他五个儿女交付赡养费以前，径直扣押了大女儿的运输车、大儿子的拖拉机和三儿子的摩托车，对于其他几个子女没有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开庭时，大女儿、大儿子和三儿子拒不到庭，法院遂缺席判决，由六个子女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100元，并负担今后张某的医疗费。
判决下达后，三女儿不服，口头提出上诉称，其对母亲照顾较多，应当减少赡养费，其他几个子女应当多给付赡养费。大儿子书面向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其母为三女儿上学花费不少，理应三女儿多承担赡养费。其他几个儿女没有提出上诉。上诉期间，大儿子赌博时被公安人员发现，逃跑时跌落山崖摔死。
问题：

对大儿子的上诉，二审法院应如何确定其在二审中的诉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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