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新生代农民工，也被称为农民工“第二代”，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他们目前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大约1亿人。与他们父辈不同的是，“第二代”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从小就出生并生活在城市或城郊。他们对城市生活较为向往，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与他们父辈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自己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这同时也令这一代人的境遇更加尴尬：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客观地看，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某个城市，他们的根仍不在这个城市，而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是现实社会的一个边缘阶层。2.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示，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新生代农民工则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我打工时想盖房，儿子一打工就买手机，怕吃苦、怕受气、爱享受。”金堂县竹篙镇常乐社区39岁的农民工易遵尚这样评价他刚加入农民工队伍的儿子。易遵尚的儿子今年17岁，去年到成都打工，结果没到两个月，就跑回家里不干了，原因是“太累、不适应”。在家里待了半年后，开始在竹篙镇上为亲戚卖货，每个月1000多元。过去在广东打工时，易遵尚赚的钱八成都寄回家里，生活简朴。儿子刚工作几个月，就买了一部几千块钱的手机，看到表哥有笔记本电脑后，也想让易遵尚给他买一台。易遵尚认为，这是因为新一代农民工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家里的房子都盖起来了，生活就没什么负担了。23岁的广东小伙何云山，现在东莞一家工厂做仓管，基本工资1000多元。一到休息日，他就到职业介绍所，有时也上网浏览人才网站。他对工资的要求并不高，“和现在薪水一样就行。就是想多尝试一些工作、多点见识。”来自广西玉林的廖婉怡，在东莞打工，每个月薪水1500多元。她平时不往家寄钱，“因为父母不要。”她说，父母在乡下种菜种水果，有时候还在镇上打短工，一年收入加起来有一两万元，加上现在农村也有社保，所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于是，廖婉怡便把大部分工资攒下，设想过几年回家开服装店。“我出来就是想长点见识，可不想一辈子打工。”她每次逛街都会留意街上的小店，看看有什么新鲜花样，“这里比我家乡时尚得多，回家开店时好多东西可以直接照搬。”廖婉怡和何云山对工作环境的要求少“物质”多“精神”，“老板和善，工友好相处”，“环境宽松友好”，“工作紧张但不要太累，业余时间有文娱活动”等。他们更在意的，似乎是环境带来的心理感受。“原先工人找工作就是看工资高低，现在不但要问宿舍、食堂的环境，还要问工厂里有没有娱乐设施。”赐昱鞋业（深圳）有限公司工会负责人杨诗勇说。 3.在前一天晚上看过CCTV《对话》栏目后，小邝显得有些亢奋，他好像获得了某些启示，亢奋的状态保持到了第二天。“他们的年龄和我一样，但他们都发财了。”小邝说，他是在网吧里看的电视，里边介绍了几位1980年代生人的创业故事。小邝今年22岁，老家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农村。他很排斥记者所说的“第二代民工”，小邝解释说，他现在只是在广州市东莞区“捞世界”，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成为老板。在成为“第二代民工”之前，小邝一直都在想着怎样才能发财。初中毕业后买 * * ，开三轮摩托车载客，修车，现在是电焊工。“五一”回家，在家里待了两天，就回东莞的工地了，原因是“老朋友都找不到，不知道干什么”。“我可不想当农民。活到现在，自己都没有下过几回地。” 小邝对农村没有多大的眷恋，“如果没有父母和老朋友在那里，我也不会想它。” 小邝说。对于城市，他十分向往，染成淡黄色的头发和左耳戴着耳钉是能透露出一些信息的。小邝很坦诚地说，自己的人生观还没有十分成熟，“只有天知道我以后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小邝一直想融入城市的生活，但现在还没有实现，至少他心里是这么想的。“要想在城市居住，得有房子吧，得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吧。”小邝说，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城里人。小邝的未来在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还那么年轻，请不要问我那么长远的问题。”小邝说，谁能保证自己的生活没有转机呢，“如果我哪一天发了财，看人们还认不认为我是农民工。”对于要留在城市生活还是最终会回到农村，小邝思考了很久说：“我还是选择城市，但如果在结婚之前我还没有赚到钱，说不定就回家结婚生子了。留下或者离开，底牌并不在我手中。”底牌在谁的手中？小邝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歧视，如果没有排斥，就算苦点累点我应该也能在城市站住脚，但谁知道呢？如果现在这种状况没有改变，我一辈子也都是农民的身份。等我发了财，无论如何也要买一个城市户口……”4.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湖南的童方标所在的工厂好久未能发工资，他便向老板讨薪。父亲知道后大为紧张，不停打电话来劝：“算了吧，别惹事，别惹事！”“我不会像父辈那样逆来顺受，我会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童方标说。戚勇刚是重庆江北区劳动监察大队的队长。在他看来，由于这一批农民工普遍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所以法律意识强，对事关自己的政策研究很透，一旦有侵害权益的事情出现，他们会马上找到相关部门反映，而不会等到过年过节前去“临时抱佛脚”；同时，他们在反映情况时，会把相关书面材料准备得十分仔细。工作人员据此办理，以前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了解到的情况，现在一两个小时就搞清楚了。去年河南两小伙的惊人事迹：孙中界在上海打工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明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工作中患上了“尘肺病”。两人的名字上了新华社“2009年国内热点人物扫描”榜单。5.2007年2月28日晚9时52分，江苏省无锡市发生一起杀人案。被害人王渊在等候妻子下夜班时，被犯罪分子残忍地杀害在路边的人行道上。 3天后，警方破了案，凶手是几名外地青少年，跟死者无冤无仇。 现年20岁的陈宏(化名)、杨雨(化名)、刘竞(化名)、李君(化名)等来自贵州，父母在无锡打工。案发当天，陈宏和女友刚从广东来到无锡，在无锡打工的杨雨等同乡遂为其设宴接风。在喝得东倒西歪之后，陈宏、杨雨等人意犹未尽，又结伴前往一迪吧跳舞。在跳舞狂欢过程中，同乡李君与场内舞客郑某等人发生争执并被对方打伤。 杨雨、刘竞两人当即来到附近超市，购得刀具7把。他们将刀具分发给同伙，伺机报复对方。 在舞厅外等候对方的过程中，因陈宏的女友说了一句“我不相信你们还敢打架、还敢杀人”，陈宏竟丧心病狂地持刀冲向正站在路边等人的王渊，将其杀害。无锡市公安局局长说，近年来，民工“第二代”犯罪的比重正逐步增加。由于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经济不富裕，却又染上社会许多不良习气，而父母由于工作繁忙疏于管教引导，导致民工“第二代”违法犯罪问题日趋突出。 6.2月初，《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中》，报道了一位名叫邬霞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涯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她担心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又担心孩子重蹈她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她们的困惑。7．一年前，因所在工厂倒闭，27岁的陕西农民工刘兵被迫踏上还乡路。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守望了一些时日后，他又重回东莞。8月15日东莞智通人才市场招聘会上，刘兵揣着一叠简历，在企业招聘摊位前推销自己。让他略感意外的是，每一个跟他谈过的企业都发给他复试通知，甚至有企业要他立刻去厂里参加复试。刘兵在东莞打工近10年，还没碰到哪个企业招工如此急切。刘兵注意到，不少招聘摊位前罕有求职者问津，而往年每个摊位前都门庭若市，递一份简历都要挤出一身臭汗。刘兵所遇到的，正是2009年第二季度东莞劳动就业市场出现的新变化。2010年2月21日《武汉晚报》发表文章《珠三角缺工超200万》，部分工厂生产线停工。“现在看来，其实企业缺的不是人，而是‘匹配成功率’。”危机过后，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转移，技工需求加大，而有技术的农民工不到1/10。“现在外来工中‘90后’已经成为主力，他们都想一工作就到管理类岗位，但文化水平不够。没有技术，又不愿意做普工，即使上了生产线，也可能做两三天就走人了。”8.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需求人数达194.4万，求职人数为112.5万，求人倍率为1.72，用工缺口为81.9万。分析指出，随着经济复苏，深圳工资缺乏竞争力、新一代农民工择业观的改变和中西部城市就业空间的增大是“招工难”主要原因。深圳市人社局表示，目前正在测算是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来缓解就业难题，但具体措施要上报政府后再确定。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特区内1000元/月,特区外900元/月。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能够保障员工在深圳生活的基本需要？对此问题，867%的人认为不能满足，而有70%的人认为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定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在前香港驻粤经贸办主任梁百忍看来，珠三角吸引人才的优势正在失去。几年前他到东莞黄江镇出差时，见到每个大排档都挤满了宵夜的年轻人，却没有一个工厂为工人开展职业培训，上班时压榨这些年轻人，业余时间任由他们荒废。工厂只满足于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的熟练程度，而不给工人提供职业生涯的进阶之梯，与工人有关的一切看起来都是临时性的。“在流水线上操作得再熟练，也无法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梁百忍说。9.记者在江浙沪等地调研农民工就业状况时，碰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无论是哪一级政府，或是哪一个政府部门，谁都说不清本地究竟缺多少农民工，或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就业，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失业。记者能够获取的只有个别企业提供的数字。谜团一般的“民工荒”数字，反映了城乡一体化就业登记制度的不健全。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城乡一体化就业登记制度是管理农民工就业的基础性制度，现行的就业登记制度是把农民工排斥在外的。‘民工荒’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未把农民工就业问题纳入政府管理体系，而基层干部缺乏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的意识。”10.网友：①沿海缺工人，因为城里物价涨工资却不涨，农民工无福利。回村干点技术活收入也不比城市少，而且更自由。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深入，还有医保。②缺工-提工资-劳力富足-降薪-缺工，业主把劳力当作掠夺性资源来利用，伤了农民工的心。③用工荒背后是农民工权利的缺失，他们需要等价的报酬和权益。④用工荒打破了劳力低的神话，使社会开始重视农民工。11.在日本大都市里看不见“农民工”的身影。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的是，日本当初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但日本用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第一，日本没有户口本，只有所谓的“誊本”。一个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政府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到之地政府登记即可。第二，日本城市的住房制度也让“农民工”安定下来。在日本的城市里面，有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等对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居住的保障住房的制度。住宅中有的当初就是为了接受“农民工”而兴建的。第三，日本采取的是全民保险制度，进城的“农民工”都要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雇用保险等。这看起来是增加企业的负担，实际上确保了企业的劳动力来源，让企业不至于出现“劳工荒”。第四，日本政府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工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进城后不会因失业而陷入困境。第五，日本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学龄儿童转迁之后，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他们不存在借读和赞助入学问题，更不存在要回到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日本这些化解“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并不是在日本经济发达以后实施的，而是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就开始逐步实施。三、申论要求

请以《发挥政府职能，破解用工难题》为题，就地方政府如何帮企业解决劳动力不足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见解。（45分）要求：观点明确，思路开阔，见解深刻，结构清晰，语言通畅、有表现力，1000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