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答案：①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晚明社会，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城市市民的急剧增长和重商思想的抬头，有更多的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等成为小说中的主角。特别是商人，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和市民的主要代表，在“三言”、“二拍”中作为正面的主人公而频频亮相，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写 “一品官，二品客。”客商凭着金钱的力量，已在百姓的心目中建立起仅次于官员的地位。《杨八老越国奇遇》中的杨八老，“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决定改行经商，其妻也不以读书科考为唯一出路，劝夫“不必迟疑”。后虽经千难万险，终也“安享荣华，寿登耆耋”。“二拍”中的重商思想表现得更加明显，如《赠芝麻识破原形》中的马少卿理直气壮地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特别是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中写到“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等等。 ②婚恋自主和女性意识的张扬。歌颂婚恋自主，张扬男女平等的作品在“三言”、“二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也最脍炙人口。比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少女莺莺与张浩私定盟约的故事与《西厢记》相类似，但结局却大不一样。当莺莺闻知张浩为父母所逼而另娶她人之后，并没有听凭命运的摆布，而是大胆地诉之于父母，告之于它呼，指控张浩“忽背前约”，要求法庭“礼顺人情”。小说最后以喜剧结尾，实际上肯定了“情”对“礼”的挑战。 “三言”、“二拍”在描写爱情故事时，还具有尊重女性的意识，流露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徐茶酒乘乱劫新人》、《两错认莫大姐私奔》等篇，都在不同程度上用谅解、同情的笔触写到了丈夫与失节之妇重归于好，甚至“越相敬重”。这种新的妇女观的思想基础，就是对于女性的尊重。 ③对于贪官酷吏的抨击和清官的市民化。在“三言”、“二拍”中，不少的作品旨在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恶船家计赚假尸银》指出 “如今做官做吏的人”只知道“侵剥百姓”、“诈害乡民”、“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矛头指向朱熹。这个当时被捧为“圣人”的理学大师，在小说中竟是个挟私报复，心灵卑鄙，行刑逼供，诬谄无辜的十足小人。“三言”、“二拍”的作者在鞭挞 * * 臣、贪官、酷吏和种种社会恶势力时，主要是用一颗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来观照的；当他们在刻画一些“清官”形象时，则往往较多地带上了市民化的色彩。那些“贤明”的“青天”，往往能重视人的价值，承认人情、人欲的合理性。因而在精明公正、为民作主的过程中，也不忘自己捞点实惠（《滕大尹鬼断家私》）；有的则不拘礼法，风流自赏，公开娶妓，或者“以官府为月老”，去成全有情人的越“礼”行为（《单符郎全州佳偶》、《玉堂春落难逢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这些官吏显然不那么正统死板、僵化冷酷，多少体现了新兴市民的意志和愿望。 ④“情”与“理”的矛盾与向“礼”的回归。也应该看到，“三言”、“二拍”在肯定情和欲时，往往过分地强调人的自然本能，有过多直露的秽笔而遭到人们的訾病；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大谈忠孝节义、因果报应，散发着陈腐的气急。这种矛盾，“二拍”比之“三言”更为突出，因而人们往往给“三言”以更高的评价；或者说，“三言”将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推向高峰，而“二拍”则越过高峰而面向下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