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仍然在做中介，王明虎(化名)现在应该是最忙的时候。 2007年3月21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杂货店店主王明虎坐在一家茶馆里，和几个朋友悠闲地“斗地主”。 “没法做了，”王明虎感叹，“我本身赔了钱，再说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了。” 2004年春节前后，经朋友介绍，王明虎结识了他的上线，开始做起中介生意。成为中介要求并不高，有熟人引见，再押两万块钱在上线处就可以“营业”。 王明虎做的是二级中介，他还发展了十多个直接与买家打交道、负责填单收钱的一级中介。“把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都发动起来了。”王明虎说，“我父亲就在帮我填单。” 一部电话、一台传真机、一台电脑就是王明虎的全部工作用具。开码之前，王明虎就守在电话旁，记录下每个填单员收到的下注，再用电脑汇总统计出每个号码上各有多少投注，最后将汇总统计传给自己的上线。 王明虎的“生意”一度做得红火异常，他手下有十多个填单员，“岳化地区基本上都在我这里买，每一期大概能收到20万到30万元的投注”。 上线给王明虎的抽头是10%，也就是说，他每期可以净赚2万到3万元。但除此之外，王明虎说他还有“更妙的赚钱方法”。 最常用的方法是做“平均单”。王明虎举例说，平均每个号码上投注为1000元，那么他就在每个号码上私自拿掉200，总共将近1万元。如果当期没有人中奖，那么这1万元他拿得神不知鬼不觉；即使当期有人中码，他也只需要额外赔付8000块，仍然净赚2000。除此之外，如果看准一组号码，中介也可以挪用买家的投注转而为自己下注：或者拿准了哪些号码肯定不会出，就直接把这些号码上的下注扣留。但这些都是“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做法，关键是要看准”，王明虎说，“否则会很惨。” 比起云南和贵州，“六合彩”进入湖南的时间要更早。《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从湖湘到云贵，其实暗合地下“六合彩”的西进路径。 据王明虎回忆，2003年岳阳邻近的平江县就开始有人买码，随即传播到周边的岳阳、郴州、娄底以至湖南全境，还越过岳阳向北，进入湖北境内。 在红火了一年多之后，王明虎的“生意”从2005年开始滑坡。码民输钱越来越多，很多人没钱了，开始赊账，“后来根本收不回钱”。 王明虎的朋友徐霞(化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大家钱都输光了呗”，徐霞说。从2004年到 2006年底，两年多时间，她输掉了将近30万元。 徐霞和丈夫都在电站工作，家底尚属殷实，在把家里的积蓄都输光之后，她终于决定收手，“再玩下去肯定就要拉债了”。 徐霞回忆，2004年最火爆的时候，一群输疯了的码民甚至跑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要求市政府透露“特码”。原因只是因为一条小道消息，“据说市政府为了打击六合彩，专门组织专家对六合彩进行破解”。政府官员哭笑不得，几经解释，才把人们劝走。 而王明虎在2006年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在有一期开出大奖之后，他的上线卷款消失了。愤怒的中奖码民把他团团围住，威胁要取他性命，王明虎自掏数十万发奖，“以前赚的全赔回去了”。 2006年春节云溪当地警方在一次打击“六合彩”行动中，王明虎的父亲被抓，“可怜老头子在看守所过了个年”。从看守所把父亲接出来后，王明虎下决心不做了。 如今王明虎和徐霞都收手不干，却仍忍不住时常关心码数走势。3月21日，在茶馆里的王明虎向昔日的“同行”打听了一下，“这一期又火爆了”。他说，恐怕很多人要失望，庄家们也很清楚形势，对很多投注根本不接，这一期甚至会提前封单。 “很久没出现这么火爆的场面了”，王明虎回忆，“六合彩”最火爆的时候，岳化地区的餐饮娱乐一条街曾经特别兴盛，“当时有人开玩笑，‘六合彩’带动了云溪休闲娱乐产业”。 但是现在，走在曾经火爆的餐饮娱乐街上，几乎看不见多少食客。整条街空荡冷清，异常萧条。“大家都没钱了，还来要么子哦。”一家歌厅老板如此感叹。 “六合彩”像水蛭吸血一般抽干地方经济，据湖南省岳阳市城调队2003年的调查结果，10个调查地点共有100多万人次参与了地下“六合彩”赌博，参与人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国家干部，其中农民占多数。每注赌资5元、10元、50元、100元，直至上万元不等。 在乎江县，11个乡镇40多万人次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花费2000多万元血汗钱。仅 2003年4月3日，村民买码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万元。第二天，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仅2003年岳阳全市直接外流资金已达三四亿元。 “‘六合彩’在湖南基本上已经快折腾到头了。”王明虎感叹，“该卷走的钱已经卷得差不多了。我跟一些以前的同行问过，现在重心在向西部转移。”
2．押“单”还是押“双” 这是云南镇雄县18岁的高三学生顾云贵正在苦苦思考的问题。 在3月22日晚上8点30分香港赛马会开出2007年第035期六合彩的特别号码之前，有无数的中国内地“码民”像顾云贵一样，在绞尽脑汁地抉择。 自第029期开出“20”号以来，已经连续6期开出双数。从1到49，每周3期，每期开出一个号码。下注的码民可以押任何一个号，也可以押单或者双。庄家把49个号码又分成红、蓝、绿三种波色和12种生肖，买家可以按波色或生肖下注。下注金额不设上限，赔率1赔40，“我想靠这一把翻身。”3月20日，在阴昭的出租屋里，顾云贵坐在床沿，两眼放光。“连续6把双了，这一把可能是单。” 从2005年底开始买六合彩以来，中学生顾云贵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输光了学费和生活费，几乎向每个亲戚朋友都借过钱，还欠下庄家数万元巨债。“我总共输了有将近6万元”。 买第一笔六合彩的时候，顾云贵正读高一。他还记得当时下注的金额：10块钱。 几乎是一瞬间，“六合彩”就自相邻的贵州突然闯入了镇雄人的生活。“走到哪里都听得见讨论特码，村里人都在买。”顾云贵说。 “1块钱能中40块!”在向顾云贵讲解规则的时候，一个买过六合彩的同学这样强调。他给了顾云贵一个“中介”的电话号码，并告诉他，通过“中介”就能下注。 买“六合彩”时，买家并不能接触到庄家。报号，下注，押中之后收钱，都是通过庄家手下的中介进行。众多的中介搭建起广泛的销售网络，庄家则隐身其后。 同学介绍给顾云贵的中介，其实就是学校门口的一个小百货店店主。学生们经常去这家店买东西，如今店老板又“兼职”做起了“六合彩”。类似这样的中介，三年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在镇雄县城遍地开花。 顾云贵用一天的生活费下了第一笔注。他研究了从同学那里拿来的密单，一张薄薄的A4纸，正反两面都打印着一些据说能够透露“玄机”的数字和含义晦涩的诗句。顾云贵像做数学习题一样揣摩良久，又和同学交换意见，最后敲定了一个数字。 在等待开码的日子里，顾云贵从同学那里听到了很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一个村民头天晚上梦到了一个数字，第二天他就把家产都押在了这个数字上，结果他中了大奖发了大财。 “下100块就能中4000块，下1000就能中40000。”顾云贵说，“谁不想去试一下 我1个月生活费才两百多块，中一下几年都解决了。”等待开码的那两天，关于发财后要干些什么，顾云贵设想了很多。 尽管第一次下注的10块钱打了水漂，但却激发起了顾云贵钻研“彩经”的决心。 第一次中奖来得很快。没过多久，顾云贵押中了一次生肖。一组生肖4个号码，每个号码下注100，除去400成本，“算下来赚了三千多块钱”。在校外的饭馆里，顾云贵摆了、桌；请十多个同学吃饭。在同学们的赞叹声中，顾云贵自豪地认定自己找到了成功之路。 从此以后，下注越来越大，却“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去年三四月间，顾云贵连续数期押单，一个多星期里输掉了9000多块。 在此之前，顾云贵在老师们眼里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成绩常年保持在年级前十位，尤其擅长化学。“我以前的梦想是当一名化学家。”顾云贵说。 事实上从高二起他就没有读书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化学梦”；他把父母给的学费全部投进了“六合彩”，还包括父亲给他考驾照的2000块钱；他向几个亲戚都借了钱，还欠了一个庄家将近两万元的债。 2007年春节过后，一个“六合彩”欠债者的小孩被人劫持，挂到县城中心一座过街天桥上，直到买家拿钱换回了孩子。刚好路过的顾云贵在人丛中目睹了这一幕，他吓坏了，“我欠了那么多钱，他们会把我怎么办”他赶紧悄悄搬到了现在的出租屋里，断绝了和以往几个相熟中介的联系，白天睡觉，晚上才出门活动。他也不敢回家，只是偶尔和弟弟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 他仍在关注六合彩，只是实在缺钱，很少下注。但现在，在连续6期出双，连续12期出红蓝波色之后，顾云贵觉得机会又来了。“出单和出绿波的可能性很大，押中了我就能翻身”。 但问题在于，由于欠债和“消失”，顾云贵在中介和庄家那里都失去了信誉，而且他没有现钱。他需要寻找能信得过他，并且愿意记账的中介。 与顾云贵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川味”饭店老板娘李云(化名)，“连续6期双，从现在起包单，运气不太差的话，坚持两三期就能赚。” 李云的“方法”其实更像是“教训”。她曾经玩得很大，饭店是今年刚开起来的，在开饭店之前，她经营着一个运输车队。 “那时候买得大，”李云回忆说，“输多赢少，输起来快得很。”每当开码的时候，李云就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坐立不安，“一会儿手脚冰凉，一会儿满身是汗，等码那段时间最难受了。” 号码一开出来，李云就开始算：“赔出去一辆面包车了”，或者是，“又赔出去一辆卡车了”。 在车队还剩下两辆卡车的时候，李云收手了。她卖掉了车队，租下现在的店面开起了饭馆，生意不错。“看准时机”的时候，也下点小注。这一次，她准备“一个号投100块钱”，24个双号，合计下注2400块。 “下注要赶快。”李云说，“好多人都赌这期单，晚一点庄家就不接单了。” 顾云贵和李云只是整少镇雄及相邻县乡无数码民中的两个。在镇雄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相见不问好，开口说生肖，上期已出牛，今日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 而镇雄某中学一名学生做的一次调查显示，随机发放的100份问卷中，有92名学生承认自己曾经买过“六合彩”，94名学生承认家人和朋友中有人在买“六合彩”。 在镇雄以及相邻的贵州毕节，“六合彩”正呈泛滥之势。根据《毕节市公安局打击六合彩赌博活动的情况汇报》，仅毕节就有6个乡镇26个村出现“六合彩”；其中与云南镇雄相邻的清场镇有 9个村54个村民组1000余人涉赌。 “毕节一定要守住，不然就要向整个云南和贵州扩散。”毕节市公安局局长陈学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喂猪养牲永受穷，不如特码来翻身。”这是镇雄县以勒镇庙梗村农民陈章仁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今年2月，春节刚过，55岁的陈章仁在家中吞下一包毒鼠强，随即死亡。这个指望“特码翻身”的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身后留下7万多元欠债。 在庙梗村，买码输钱的并非只有陈章仁一个。“你看看山上抛荒的地，”村干部朱绍华愤怒地说，“都疯了，地也不种了，猪也不喂了，就指望买码翻身！” 但陈章仁们自有充足的理由，“种地能赚多少钱”在庙梗，一个农民给自家算了一笔账：4亩地，山地贫瘠，一年收2000斤麦子；再种点苞谷，一年也就1000斤；山地上种不出菜，唯一能长的洋芋，挖出来只有拇指大小。“除了自己吃的，也就刚刚够化肥钱，养猪都不够饲料。” “太穷了，”村干部朱绍华说，“也怪不得大家都做发财梦。” 在当地农村，“六合彩”销售旺季就是春节。外出打工者春节回家，带回一年的辛苦钱，不少人却希望买码发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输。”朱绍华说，“好多人输得精光，过完年再出去挣一年辛苦钱。” 而在湖南岳阳云溪近郊的农村，“六合彩”则成为了村民们最重要的娱乐，甚至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云溪，有印刷精美的码书码报售卖，彩版印刷，除了所谓的“天机”，还刊登着一些笑话、小故事和生活常识。码民们习惯像每天看报一样忠实地阅读码书。 甚至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受到了码民的追捧，各地追捧的节目又有不同，黑龙江喜欢“每日农经”，福建码民分析的是一款厨艺节目，而广西码民追捧当地《南国早报》，这份售价5毛的报纸，曾经被炒到10元一份，“因为里面透着玄机”。 “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现在好了，还真有个事情可以研究了。客观地说，很多人从这个里面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中学老师杜震(化名)说，每期开码前，大家甚至会聚到村小学的教室里，畅所欲言，集体讨论，“热闹非凡，其乐融融”。 “甚至有老年人说，好像又找到了当年过集体生活的感觉。”杜震说，“现在农村确实一盘散沙，旧传统差不多都丢了，互相之间都很少走动。六合彩一来，居然大家又聚到一起了。” 岳阳当地反“六合彩”组织的发起人李许对此深有感触，他自己的爷爷就是码民，但李许却不忍心去劝阻自己的爷爷。“他就这么点娱乐了，”李许说，“就像一个故事里说的，环保志愿者看到山民们在山上挖野菜吃，明知道挖野菜会破坏水土保持，但又不能进行劝阻，因为野菜是山民们唯一的食物。
3．2005年下半年以来，江西萍乡市坚决执行地下“六合彩”露头就打的部署，“痛下猛药治沉疴”，多管齐下加强综合整治。其中，运用金融杠杆狙击地下“六合彩”更是起到了坚壁清野的显效。 市农村信用社、农行等金融机构加强了调查研究，对农产动用生产经营周转资金和储蓄存款买彩的，积极予以规劝、解释、制止。此外，其市束紧“信贷”口子，建立跟踪机制，切实防范从银行机构挪用贷款买彩的行为，一旦发现客户染指买彩，马上追缴清贷，保证信贷资金安全。金融机构还把鼓动、支持、参与地下“六合彩”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视为“污点客户”，并做出再不发放贷款、不开设新的账户、不提供金融服务的惩戒。金融杠杆的及时介入，截断了私彩者的财源，为萍乡市打击地下“六合彩”提供了有力支持。
4．2006年3月以来，湖南临武县为加大打击地下“六合彩”的力度，以公安部门为主，联合纪委、监察局等部门，广开思路，在全县106个县直单位和22个乡镇聘请信息员，建立信息员举报奖励制度，广泛收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在打“六”行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针对地下“六合彩”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在农村活动猖獗，各乡镇自行发展积极分子，并将提供较多有效信息的积极分子聘请为打“六”信息员，信息员由所在辖区打“六”领导小组集中管理，以便统一收集整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及时提供给公安机关协助进行打击。 实施打“六”信息员制度，对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起到了震慑作用。此前规定，一旦发现有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地下“六合彩”，由公安机关依法严惩，同时还将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规处理，并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目前，已有两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参与地下“六合彩”后，经信息员举报受到查处。 截至8月，全县共有举报地下“六合彩”的信息员200余名，为公安机关提供打“六”信息 1000余条，为此查处地下“六合彩”赌博案件76起，抓获涉案人员142人，其中协助破案的信息 45条，协助破案29起，占破案总数的38%。
5．李许，男，20岁，湖南岳阳某村农民，自称民间致力于反对地下六合彩的“第一人”。李许反对地下六合彩最好的武器就是网络。他搜集一切有关的资料，包括媒体的报道，也有身边的案例。“这四个月来，我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参考研究了约5000篇与地下六合彩相关的文章，使用百度、Google搜索次数达800次。” 目前李许主要研究的是如何才能根除地下六合彩他提出的办法是：“从人性尊严上真诚教育他们。”真诚教育农民关于地下六合彩的危害性；地下六合彩的欺骗性；通过地下六合彩致富是不太可能的事；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致富，不劳而获，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他打算写一本叫《地下六合彩“特码”揭密》的书，能够面向农民、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各个阶层。最重要的是语言简练、通俗易懂，农民、小学生一看就会理解。当然也会包含一点通俗的“学术元素”，以便能与知识分子沟通。关于这本书，李许希望凡是读过书的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从此不再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了，甚至再也不参与其它赌博活动。 地下六合彩在中国的覆盖人口超过7亿，覆盖区每产一册，作为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课外读本，及部分地区作为预防读物，估计有1.5亿册的市场。李许计划与相“官”部门合作 (采购)，发行超过1亿册，免费送给中国最广大的码民阅读。“一定要达1亿册，全民禁码!”李许这样说。 对于余下的2/3，李许希望自己在网上创建的“抗地下六合彩联盟”网站能够吸引大量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到基层农村进行“耐心真诚教育”，以及出版发行戒除地下六合彩赌博的“戒码报”，在香港六合彩开奖日发行，免费发给中国余下的2/3码民阅读，以此来进行“循环耐心真诚教育”。对于地下六合彩庄家，李许同样提倡进行真诚教育：人之初，性本善。“真诚教育从事地下六合彩庄家骗取钱财，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地下六合彩这个魔鬼从中国赶出去，永远地赶出去!” 正是由于意识到地下六合彩背后体现出的人性，李许才试图通过“真诚教育”来感化彩民。
6．国际上，在研究 * * 发行的福利效果时，普遍的方法是比较发行 * * 取得的公益金给按收入、种族或教育水平等标准划分的社会各阶层所带来的收益，与这些阶层用于 * * 的支出之间的关系。 学者Borg对美国伊利诺斯州1984年9月至1986年3月间，518位一次性中奖超过600美元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当时该州 * * 公益金主要用于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研究发现，购买 * * 越多的家庭，收入越低，其孩子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机会越小。这意味着 * * 作为一个桥梁，将穷人的钱用来供富人的孩子上学。并且，将 * * 公益金用于教育经费时，其他用于教育的基金就相应地减少，这样就产生了完全的“挤出效应”。 Borg与人合作，在2004年又进一步研究了佛罗里达州利用 * * 公益金实施“光明未来奖学金”的情况，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 * * 作为一条渠道，将资金从穷人反向转移给富人。Borg表示，这是不公平的。 我国 * * 公益金的使用途径在不断地改变，由过去主要用于福利和体育事业，转向为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基金。2002年，这一比重为27.4%，而到了2006年，则接近50%。当年 * * 票交给中央财政的75亿元公益金中，直接由民政部用于福利事业的仅有6亿元，其余69亿元全部用于社保基金。
7．在公立 * * 发展的同时，地下私彩——城市中的地下赌球，农村中的地下六合彩——也迅速在中国大地蔓延开来，并呈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与政府打击不力和公立 * * 的不完善直接相关。 一些地方领导觉得地下六合彩问题不足为虑，认为老百姓没钱赌，地下六合彩也就自然消失了。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执政心态。 足球 * * 的发行，虽然经过长达3年的所谓论证，但只是简单复制国外足球 * * 玩法，结果导致问题多多。2002年世界杯期间，体育总局竟然发行了“中国、巴西、土耳其”同进八强这样不可能中奖的 * * ，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彩民的感情。 雪上加霜的是，随后的赛季，由于英超版权之争，足球 * * 选择了激烈程度小、中国球迷所不熟悉的法甲和德甲。此时，已熟悉盘口、赔率的足彩彩民，被激发的需求在公立 * * 这里得不到满足时，转向地下赌球也就自然而然了。结果是此后足彩销量一路下滑，地下赌球却日渐猖獗。实际上，足球 * * 为地下赌球做了一次极好的免费广告宣传和参与者培训。 应对地下私彩，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当放开博彩业，理由是“与其民营，不如官办”。但实际上我国 * * 业一直实行的是“向右拐、打左灯”的策略，尽管名义上没有放开博彩业，但实际上却早就开始发行打着 * * 外衣以取得“合法”身份的各种博彩品，如排 * * 、3D、足球 * * 和中福在线等。 还有人提出，应当提高公立 * * 的返奖率。但50%的返奖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标准，有的国家甚至更低，如意大利的足球 * * 返奖率仅为38%。事实也证明，中国足球 * * 返奖率从原来的50%提高到65%以后，销量仍然下滑。
根据“给定材料1、2”的内容，整理一份供有关负责同志参阅的材料。要求：概述全面，语言流畅，观点鲜明，不超过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