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资料：求助者，男，33岁，农民，无固定职业，小学文化，生活比较贫困，布依族，已婚。无精神病家族史，身健，无任何躯体疾病史。因参与盗窃入狱，刑期13年。已劳动改造7年。求助主诉：最近觉得没心思改造，担心家里母亲年迈，还要独自带着女儿和侄女生活，又没有经济生活来源，特别是自三年前父亲去世后，更是觉得愧疚，苦恼家中现状却无力改变，甚至担心自己刑期未满，而母亲年迈，不知道是否可以在母亲有生之年见上一面，另外一直想不通妻子为什么会丢下年幼的女儿不辞而别，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就是自去年12月从康复中队调入现在的监区后，觉得新监区的管教干部不了解他，不会太关心他，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减刑问题。现每天因为这些事情觉得压力很大，常常失眠，睡不着，感到内疚、自责。曾经压抑得想放开嗓门大叫来发泄，但不敢。求助者自述：我曾在家乡与一外地女子未婚同居，于第二年8月生下一女，后因参与盗窃被捕入狱，刑期13年，入狱后妻子来监狱探视过一次，回去后独自带上我的户口本在乡下领取了结婚证书，我很是欣慰，直至2004年全国非典后，妻子突然不辞而别，至今杳无音信，我在狱中曾给妻子的老家写了两封信，但均无回信。入狱前因意外事故哥嫂去世，留下一侄女时年11岁，由我抚养，入狱后2岁女儿和12岁侄女都由父母和妻子来抚养了，后父亲去世，妻子离家出走后，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是农村妇女，现已年迈，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家中生活靠亲戚救济，孩子学习还不错，学校减免了学费，也经常与女儿和侄女通信，但因经济困难，除妻子探视过一次外，至今无人来探视过，包括父亲去世也未见到面。因为家人隐瞒了入狱的事实，所以孩子们每次通信均表示想念，我很难过，最初入狱被判刑13年，在7年内因改造积极，分别被减刑两年和一年零三个月，我也希望通过积极的改造，再次争取减刑，早日回家见到母亲和孩子们。但因为最近新换了监区，担心管教干部不了解自己，会影响到改造的积极性，担心我的努力会白费，不能重新获得减刑的机会。另外，两年前因抑郁被调入精神康复中队，现情绪稳定被重新调入新监区，总感觉周围的犯人不和我说话，看不起我，认为我是精神病，我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话，最近晚上想问题较多，担心母亲年迈，孩子年幼，家中生活困难，觉得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兄嫂，没有照顾好侄女，害怕和同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咨询师的观察和了解：求助者自知力正常，对自己低落和焦虑的情绪有明确的认识。思维逻辑正常，语言表达流利，自控力尚可。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管教干部反映：求助者两年前因抑郁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劳动改造，被调入精神康复中队两年，期间表现尚好，情绪也有了明显好转，重新调入新监区。比较内向，不爱说话。根据案例，请回答以下问题：
咨询师与求助者不匹配的情况有哪些？
参考答案：
咨询师与求助者不匹配的情况有以下三类：
（1）欠缺型由于咨询师的训练重点和擅长内容有所不同，因而，对某些类型的咨询内容很可能不懂、不擅长。比如：一位学校咨询师在婚姻咨询上可能不十分擅长，并非说他完全不懂，但远不如擅长婚姻问题的咨询师那样得心应手；而一位擅长婚姻问题的咨询师，很可能在学生遇到学习问题时束手无策，这就需要学校咨询师的帮助。有些求助者的问题涉及精神疾病范畴，咨询师可能具备一定的精神医学知识，但不具备这方面的咨询能力，需要及时介绍到适合的咨询师或部门去，以免耽误时机，产生不良后果。不仅如此，人员的搭配也很重要。一个年轻的咨询师去咨询老年夫妻间的矛盾或许就不如一位有阅历的中老年咨询师更可靠；有些咨询师不善于对儿童咨询；有些不善于对年轻女性咨询。所以，人尽其才，是提高咨询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职业道德的要求。
（2）忌讳型忌讳型指有些咨询师在价值观念、情感方式上很可能对某些求助者、某些咨询内容，持有某种程度的敏感、偏见、忌讳，这种情况很容易影响咨询效果。咨询师本人也应该常常接受督导，以便能提高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更能宽容地接受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3）冲突型咨询师与求助者可能在个性等方面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甚至存在明显的冲突。比如，有些咨询师对那些盛气凌人、咄咄逼人、爱指手划脚的求助者感到不适应；有些则对那些过于内向、谈吐畏缩的求助者很不习惯；有些人对求助者的移情感到害怕。另一种情况是有些求助者对咨询师信奉的某种理论方法持不信任态度，那么就不能使用该方法咨询。比如，有些求助者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印象不好，故不愿接受释梦、自由联想等方法，如同迷信中医的人可能不愿接受西医治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