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
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1．作者认为，“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不属于其依据的一项是[ ]
A．司马迁和《左传》都没有提到“采诗”说，大、小雅中的讽刺之作应该不是“献诗”。
B．司马迁虽然说到孔子是《诗经》的主编者，但没有提供证据。
C．《诗经》的作者是个大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
D．朱东润先生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且理据充分。
2．文中用了比较多的笔墨写《陈风·月出》，对其作用的表述最正确的一项是[ ]
A．是为了解说作者对诗歌的评价标准，美丽的诗篇必须符合“天堂的三个元素”。
B．是为了说明《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不是《诗经》中最美的，《诗经》最美的诗篇应该是《陈风·月出》。
C．是为了说明对《诗经》的学术研究无关紧要，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
D．是为了说明《诗经》的美丽，《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
3．根据本文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A．学术界对《诗经》很多问题的研究仍然莫衷一是，主要是年代久远，史料鲜有记载造成的。
B．《诗经》毕竟是“诗”，只有抛开充满疑问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走进《诗经》美丽的境界。
C．自古以来人们总是殚精竭虑不胜疲惫通过读“诗”来解《诗经》的“谜”，这种不把《诗经》当“诗”来读的现象现在依然十分严重。
D．不仅仅是《诗经》，古代诗歌由于史料很少，普遍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