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据报道，2004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将茧丝绸产业化作为全省农业产业化十大主导产业之一，并出台《安徽省茧丝绸产业化发展规划》，提出建茧丝绸强省。安徽要借东桑西移给茧丝绸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初级加工往安徽的转移。然而，业内人士清醒指出，机遇到来之际，安徽茧丝绸产业化还面临诸多问题。目前，安徽桑园总面积为68万亩，桑蚕茧产量2.45万吨，生丝产量3 280吨，丝绸行业总产值15亿元，均居全国同行业第8位；丝织品产量3300万米，居全国第 6位；丝绸出口2381万美元，居全国第9位，然而安徽产业化服务体系还远没有适应产业化发展的需要，这其中包括供销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安徽省茧丝绸专家说，1999年安徽省人大发布的安徽省蚕种管理条例中规定农业技术服务站卖蚕种，产业化企业不能参与蚕种经营；在鲜蚕收购中，农业技术服务站又不能参与收购，这在供销体系上已经造成脱节，使得卖蚕种的不管蚕种质量；参与收购的控制不了蚕茧质量。作为负责提高桑蚕质量，指导桑农技术的蚕桑技术服务部门，由于供销脱钩已经与蚕桑企业形不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安徽桑蚕业技术“短腿”，蚕茧质量提高不上去。2．据有关专家调查发现，全国进城的农村学龄儿童占农村流动人口的比例在3%左右，如果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400万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来测算，就有280多万学龄儿童进城求学，实际人数可能还要多。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求学，经过了很艰难的历程，从最初的被绝对排斥，到后来自我解决，再到现在的有限接纳，历经10多年。目前，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主要通过这样三种方式求学：一是高价进入私立学校，这部分的比例非常小，只限于很少部分在城市发大财的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他们的父母大都成了私人企业老板。大多数赚不了很多钱的农村流动人口根本无力送孩子进私立学校。二是进入公办学校，占的比例也不是很大。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发文要求流入地政府负责解决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让公办学校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公办学校并没有如中央政府要求的那样发挥主导作用，各地给农村流动人口设置了各种障碍。比如要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有的城市，要求到流出地乡镇政府开具家里无监护人而同意外出借读的证明，然后要凭借务工证、暂住证和计划生育证明到流入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到指定的公办学校办理孩子入学手续。看起来这些手续似乎都很合理，实际上很不合理，对农村流动人口来说，要办理这些手续，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未必能很顺利地办到。一般来说，回家乡办理孩子外出借读证明，来回需要时间和路费，到了家乡还要托人送礼，办理证明还要交纳各种手续费，对一个农民说，办这些手续，既要花钱、花时间，又要托人情，还可能受到各种冷落和刁难。即使从家乡办到证明，在流入地也不容易备齐有关手续，在一些城市，要控制外来人口总量，所以限制给农村流动人口办务工证，最近几年很少农村流动人口能够办到务工证。即使所有手续办全了，还要给公办学校交一笔对农村流动人口来说是非常可观的赞助费，从两三千元到一万元不等。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公办学校向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收取赞助费，但是公办学校会向农村流动人口私下提出给赞助费的要求，至于给多少，由农村流动人口自己出，满足了学校的要求，那么孩子就可以入学，否则，就有可能被拒绝入学。另一方面的障碍来自流入地政府的态度和做法：流入地政府并不欢迎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其管辖范围工作，因为在当地政府看来，农村流动人口越多，社会治安就越差，从而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所以，他们就尽可能地不让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在本辖区工作，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置各种障碍，使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本地难以上学，从而迫使农村流动人口另找地方就业。这比公开驱赶农村流动人口更有效，也不容易被舆论谴责。三是进入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简易学校。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简易学校，又称打工者子弟学校，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90年代后期发展非常快。打工者子弟学校是农村流动人口子女面临教育困难而得不到解决后产生的，它们一出现，便大受农村流动人口欢迎。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欢迎它们，是因为它们不仅收费低，而且还照顾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其他实际困难，比如可以自由入学退学而不需要任何手续；接送孩子上学的时间也很自由，都是外来孩子，在一起不会受歧视，等等。因此，在各大城市，打工者子弟学校呈快速增长势头，不但学校数量增加很快，而且学校规模也快速扩张，有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不仅办小学，而且还办了中学。但是，打工者子弟学校一直没有被正式制度所接纳和承认，一直在非法状态下生存和发展，经常受到各种清理、整顿和强行拆散、取缔。当然，并不是所有打工者子弟学校办学都规范，确实在教育条件上远不如城市公办学校，但是，我们认为，一味采取不承认、强行解散和取缔的办法，不仅是对办学者的不公平做法，而且也是对就读者的不公平做法，是对农村流动人口的不公平做法，是对他们的国民权利的侵害和剥夺。3．2004年12月29闩，《羊城晚报》以“‘红头文件’难达民企，‘信息滞后’频惹是非，私营加油站为何调价慢半拍”为题，报道了在广州市一些私营企业对于国家和政府所颁布的有关文件与精神，总是难以获取，有时是通过看报纸或电视等新闻媒体获取，有时是通过朋友间的相互告知而获取，而这些相关信息的获取，对于企业的正常经营非常重要，但是，因为获取的信息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时常遇到一些麻烦，给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据介绍，在广州市500多家加油站中，有1/3是民营企业。因为石油一直是国家垄断管理和控制价格的，有的加油站几年来从未得到过国家有关油价调整的相关信息，从没有收到政府的有关文件。因为不是来自政府方面的权威信息，于是在油价上涨时，没有及时提价，而使企业受损，在油价下调时，因为调价不及时，于是经常遇到消费者的投诉，说他的加油站不降价，只知道涨价等，导致经常发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纠纷。而收不到政府相关文件的，远不止是私营加油站，还有一些药品经营者，如有些药品出现过重大不良反应，需要及时撤离柜台的，因为政府没有及时通知他们，所以也不能及时撤离柜台，给群众的健康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等。相反，因为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将国家有关方针政策通知到私营企业，于是本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相关信息的，也假装不知道而继续销售一些不合格的商品，在处罚这些违规企业的违规经营时，企业也有合法合理的借口。4．北京一家媒体，最近对北京儿童消费市场进行了调查，92%的受访者认为，儿童用品的成本本来不高，但企业故意把价格定高。漫步儿童消费市场，儿童食品、儿童服装、儿童玩具，甚至儿童教育、儿童学习用品，凡是和儿童沾边的都贵，有的简直就是暴利。在南京，玩具是商场里利润最高的商品。进价100多元的儿童电瓶车，最便宜也要卖800元。进价30元的芭比娃娃，在柜台里可以标到150元。一家商场的老总说，南京的玩具商场是暴利者的天下，普通玩具的利润可达成本的8倍。婴幼儿用品市场也存在暴利，在北京的一家专卖店里，一张婴儿睡床580元，一套婴儿服装330元，一桶婴儿奶粉259元，明显高出成本几倍。2003年中小学教育，位居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第二。据教育专 * * 守估计，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口袋里搜走了200多亿元。现在，中小学生每学期课本费，普遍达到200元～300元。教材和教辅类书籍的销售利润，为中国出版业平均利润的520%。儿童消费市场的暴利和其他领域的暴利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而且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破坏了全社会的信用基石，加深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程度，任其发展，会影响社会安定和改革开放大局。反暴利行为，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5．新华社记者报道，在广西北海市一些渔港看到，一拨拨的农民工聚集在马路旁，寻找上渔船打工的机会。这些农民工不少来自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人地生疏，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每天守候在树荫下，等候渔船船主来“挑拣”，眼睛里写满了尽快找到工作的渴望。渔港码头这一幕，年年开春都在“上演”，聚集的农民工每天少则数百，多则一两千，把马路变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找工作不易，渔船船主也有难处，一艘船数百万元身家，出海一趟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月余，对雇请的人不知道根底，不了解秉性，最担心请到好吃懒做甚至有犯罪案底的人。记者了解到，尽管劳动中介机构众多，但没有哪家愿意做这项工作，究其原因，一是麻烦，这些外来农民工流动性大、文化低，要建立档案很困难；二是没“油水”，无法收到哪怕是很低的中介费用，让船主出钱又不实际，因为劳动力供应过剩，不愁招不到工。像这种“市场”不愿做的事，恰恰应是政府当务之责。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渔船用工劳务市场，为外来农民工提供用工信息服务，也可以采取政策倾斜，鼓励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开展这类业务。关键一点，政府应从施政理念上认识到，为这些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能。类似的事情还不少。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在改革进程中，对于应干什么不应干什么，经常出现“缺位”和“越位”现象，比如热衷于各种招商引资活动，喜欢抓着各种审批权不放，或者以强化管理为名，对市场各种微观经济活动加以干预，而提供公共服务的意识却十分薄弱。其实，社会需要的公共服务内容非常广泛，交通堵塞、垃圾乱倒、噪声扰民；一个城市教育、卫生、文化等体系的建立，环境污染防治、自然灾害预警等等，都是公共服务的范围，是政府理应承担的公共责任，政府转变职能后，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任务更艰巨了。6．2002年9月7日，海口市投资环境监督中心成立，以促进政府机关和职能部门作风转变、改善海口的投资环境为主要任务。海口市投资环境监督中心披露，中心成立3个多月来，共受理了75件投诉。这些投诉涉及海口市的29个部门或单位，投诉原因主要是办事拖拉，服务不到位。据海口市投资环境监督中心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被投诉的行业主要有房地产、家具、药业、物业管理、塑料、饮料、花卉种植、酿造、洗涤、修理、皮具等。被投诉的部门和单位包括工商局、地税局、规划局、城管局、城建局、国土局、卫生局、园林局、交通局、人事劳动保障局、环保局等。被投诉较多的是工商、规划和城管三个部门。投诉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机关和职能部门主要服务不够；相互扯皮、办事拖拉；环节多、程序繁琐、办事难；法院裁决后执行不力等。7．据新华社消息，北京市顺义区2005年2月13日公布的一份政务环境“体检”报告显示，98个参评单位的政务环境总体表现良好，但在政务公开和工作创新等方面有待改进。2004年底，北京市顺义区聘请调查公司在具有重要审批、执法职能和与群众联系紧密的98个单位中，开展了政务环境评估。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提供服务的期望高于实际服务水平。据分析，随着行政许可法、三农政策等国家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的法制观念和 * * 意识。调查还显示，参评单位的依法行政获得好评，其次是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政务公开和改革创新做得比较差。这说明政府服务工作上的创新仍是政务环境建设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8．近年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大幅度取消和调整了行政审批项目。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 806项，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陆续取消和调整了半数以上的行政审批项目。这些项目，有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解决；有的涉及的事项应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主决定，或交由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实施自律管理；有的重复交叉、程序繁琐，不能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取消和调整这些项目，有利于更合理地界定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中的职能，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二是规范和制约了行政审批行为。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有关部门的职能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减少了重复交叉。许多地方和部门结合政务公开，建立健全了审批公示制度，推行了行政审批社会听证和咨询论证制度；制定了操作性强、透明度高的操作规程，减少环节，简化手续，规范管理，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和完善了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和信息反馈机制。三是促进了政府机关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各级政府深入研究政府职能的实现方式和途径，努力改变重审批轻监管、重权力轻责任、重利益轻服务的陈旧管理理念和方式，施政能力和水平得到提高。9．在广东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前来办理行政许可审批手续的人络绎不绝。这是一个由东西2座6层办公大楼组成的服务中心，总办公面积达2.8万平方米。每座楼的1、2层是车库和餐厅，3、4、5、6层用作办公。这里办理顺德区36个部门的392项审批事项，办事窗口有160个，办事人员1000多名。正在这里办理出境手续的梁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我已经来这里办了24次手续，次次心情舒畅!”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2003年启用。设立行政服务中心的目的是改革行政审批方式，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建立行政审批约束机制。为方便群众办事，各部门办事机构均是成编制进驻。顺德区规划国土局、建设局这两个与行政审批较为密切的单位，甚至整体搬进了服务中心。服务中心还从整合审批流程出发，建立了“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审批事项，逐步实行主办部门受理，各有关协办部门按流程分头办理，按时办结”的制度。据悉，该中心很快将启用“电子审批信息系统”，这将使办理行政许可审批手续更加高效便捷。现在，每天都有超过3 000人来这里办事。通透敞亮的办公大楼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人员，让每个前来办事的群众都感受到了服务型政府的新形象。10．2004年3月22日，《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正式对外公布。调整后的市政府工作部门为34个。目前深圳市在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面相对精干，全市政府机关编制只有7600人，在全国大城市中倒数第二。据了解，这是深圳建市20多年来推行的第7次机构改革。这次改革不是简单的机构增减裁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深圳力图建立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新机制，其核心是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换。深圳市在此次机构改革中还向香港特区政府学习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新设多个带“署”部门，以此来区分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如行业协会服务署、事业单位建筑工务署等。11．2005年3月5日，温 * * * *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调配合。健全社会公示、社会听政制度，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从政府制定政策的角度，就如何克服资料所反映的种种弊端，提出对策建议。要求：有针对性，有条理，切实可行。字数不超过35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