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作“雨巷诗人”的现代派诗人是( )。

A．徐志摩
B．戴望舒
C．胡适
D．闻一多

2007年2月4日中午，Z市的冬天像往常一样。夜班出租车司机崔坤亭在家睡午觉。　　中午，妻子李见华回家做饭。饭桌上，李见华对崔坤亭说：“孩儿的自行车丢了。”崔坤亭有点生气，回了一句，“不管。”李见华知道，丈夫是个“可仔细”(方言，指节俭)的人，每天只舍得吃两顿饭，早出晚归为的是能多拉一点活。她自己在工厂做会计，效益不好，收入很低，她明白，孩子的车丢了，崔坤亭有点心疼。　　午后的时间安静地过去。傍晚崔已出车。李见华和正上初三的儿子在母亲家吃完饭，晚上10点多回到自己家，准备睡觉。这时有人敲门，“见华，开门。”　　李见华听出是丈夫的三哥。“咋了，哥”　　“别让孩儿知道。你穿衣服跟咱走一趟，坤亭出点事。”　　李见华再见到崔坤亭时，他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口鼻处插着呼吸机，只有脉搏还在，但是靠仪器维持，是为了让家人见上最后一面。大夫说，被送到医院时，崔的头被人用砖头砸了3下，砖砖致命，头骨碎裂。　　警方后来对李见华说，这起案件是3个年轻人所为。这3个人，在火车站一带等女出租司机出现，伺机抢劫，但一直没有等到，最终选择了身材瘦小的崔坤亭。　　崔开出租车前一直在一家砂轮厂工作。下岗后曾四处打工，但工资最多只有600元。妻子工资也很低，孩子要上学，迫不得已，崔决定去开出租车。　　Z市的出租车百分之八十由个人购买，再挂靠到某家公司。崔因为无钱买车，只能租用别人的车，开夜班。夜班司机危险性高，工作辛苦，钱却挣得少。崔坤亭开出租车5年，每个月收入2000多元，这在Z市已算中等收入。所以崔在出事前一直是家中的经济支柱。崔坤亭去世。家里一下子陷入了绝境。　　有一天，李见华在母亲家。不速之客——另一位出租车司机靳秀忠和其他几个司机突然来访。　　刚进门时，李并不认识这个人，经其他司机介绍，才知道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帮助自己的大名鼎鼎的靳秀忠。她知道，这个人以前在其他司机出事之后也给予过很大的帮助，或帮人料理后事，或慷慨解囊等，在出租车司机中很有名气，被出租车司机们尊称为“老大”。　　靳秀忠说，“见华，你这样的家庭肯定不富裕。你有孩子，还上学，有啥困难你就跟我们说一声，我们给你捐点学费。”　　靳秀忠是通过司机的口口相传，知道崔坤亭出事消息的。得知消息的转天，靳就组织司机进行捐款。他们在通往殡仪馆的路上拉起一块白布幅，找到一个方便面纸箱，接受出租司机和社会其他车辆的捐款。100多辆出租车在周围行进，募得几千元。　　这并不是靳秀忠第一次组织募捐。这次募捐却让这位司机里的“老大”觉得应该转变方法。几次恶性案件接连发生，司机的捐款额度越来越小。如果再有事故发生，这样的临时募捐将见不到成效。靳秀忠觉得应该想个长期计划。　　靳秀忠今年43岁，家住Z市郊区。身材高胖，皮肤黝黑，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有一次，他晚上出车遇到一伙流氓正欲调戏一个青年女子，他上前制止，被歹徒在脸上划了一刀，在脸上落了个不小的疤。他自己说，“你跟Z市的出租车司机一提我，他们都知道。”正是这个出租车司机中的“老大”和另一名司机王磊发起一个叫做“爱心的士一元捐”的基金。　　这是一项针对Z市出租司机的自救行动，每一位愿意加入的司机每月捐赠一元钱，形成一个基金，目的是帮助那些被劫司机和遇害司机的家庭。　　2007年2、3月间，靳秀忠和王磊开始在熟识的司机中询问大家对基金的态度，得到的几乎全部是肯定的答案。两人开始筹划具体事宜。先期工作由王磊负责。今年44岁的王磊开租车之前，在单位“给领导开小车”。王磊觉得自己时于政策层面有更好的把握能力。“我和靳师傅配合得很好，他是司机人缘方面(好)，我是政治方面。”王磊笑着说。王磊知道，成立一个民间组织到民政部门注册的手续十分繁琐，近乎不可能。他首先想到当地的慈善协会。慈善协会把王磊“推”到H 省红十字会。省红十字会又介绍王磊到Z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会十分支持，要求王磊“写个材料，给我们看一看。”　　材料交上去了。2007年4月，王磊得到市红十字会的通知，“你们弄会标吧。”靳秀忠自己拿出3000块钱设计制作会标，还印刷几千份倡议书，并在倡议书上印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和车牌号。　　从9月份开始，靳秀忠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正常运营，“别人上班的时候我得去办这些事情，晚上自己拉一点活。”靳秀忠说。王磊则把自己的车包给别人，靳秀忠的车就成了流动办公室。那段时间，靳秀忠每月要自己出1000多元汽车钱，200多元电话费，“连给公司的管理费都一直欠着。”靳说。　　到此时为止，一切事情都由靳秀忠和王磊等几名出租司机自己掌握，唯一介入的官方只有红十字会。“我从一开始就和靳师傅他们说，最好还是找到主管部门，让他们也参与。”Z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对记者说。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Z市的出租车管理部门叫Z市客运管理处，另外还有一个出租车协会。　　Z市的出租车协会对于广大司机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名称，问及的司机没有一人知晓这个协会的具体工作。靳秀忠说，“协会就一个主任一个秘书长，下边没有工作人员，一个出租司机都没有。”　　一位姓杨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客运管理处就知道罚款，别的什么都不管，对司机一点好处都没有。大伙都讨厌他们。”　　记者接触过的5 位司机，都认为客运管理处是出租车的管理部门，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出租车行业“向好的方向带”，“就知道罚款”。管理处周六周日不受理缴纳罚款，周一早上就能看见前来交罚款的司机排成长队。这种罚款造成了司机和管理部门之间很大的矛盾。　　得知“一元基金”，管理处曾想接管这笔基金，但被靳秀忠等人拒绝。他们认为司机与管理处之间有矛盾，如果以管理处的名义运作基金，“根本不可能成功”。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靳秀忠和王磊决定把基金的启动仪式定在2007年12月6日，因为临近年底正是出租车被抢的高发时段，他们想利用这个特殊时间把司机尽快发动起来。　　12月4日，靳秀忠和王磊突然得到消息，客运管理处决定高调介入，并拿出一万元捐赠给基金，促使几家企业加入捐赠行列。启动仪式当天一共募集资金78000多元，其中包括司机个人捐赠7000多元。　　启动仪式上，发起人靳秀忠和王磊没有被邀请上台，甚至没有被提及，台上就坐的只有一些相关领导。在靳的争取下，他才被允许“站在旁边念了倡议书”。　　一些司机在台下问靳秀忠，“你们咋不上去，台上的人我们有的都不认识，我们是冲着你们才捐款的。”　　基金会毕竟成立起来了。　　基金会成立3个月，一起恶性案件再次发生。2008年3月19日凌晨5点40分，司机李中伟从家里开车出发。早晨8点半，李中伟的妻子李慧兰接到车主的电话，“我在你家门口等你，中伟出事了。”　　李慧兰到医院时，手术还在进行。医生说，“他的喉管被割，如果昏迷时间过长，有可能成为植物人。”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李中伟最终脱离危险。　　李中伟今年38岁，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一，小的上幼儿园。”李中伟每个月开车收入1500多元。孩子太小，妻子只能在家操持家务，1500元是这个四口之家全部的收入。“孩子都是穿别人穿不了的衣服。现在肉贵了，就一个星期吃一次。”李慧兰说。　　Z市一共有60家出租车公司，1万多辆出租车，有些分为早晚班，共有2万多名司机。这些司机和李中伟的状况类似，绝大部分家庭不富裕。开出租虽然收入属于中等，但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司机大多健康状况很差。除开车外基本没有别的技能，他们很难转行。记者遇到的所有司机，无一例外对记者说，“要是能干别的，我绝对不会开出租。”这些司机除了为出租车上强制保险外，大都没有任何人身保险。个别加入合作医疗的司机，只能报销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治疗费用，对于司机面对的人身伤害，没有丝毫保障。由于没有养老保险，这些司机只能“开到开不动为止。”　　这次大手术和住院费一共花费16000多元。幸运的是，李中伟在出事两天前加入了基金会，一次性捐赠一年12 元的费用。得知出事的消息，经过商讨，“一元基金”决定救助5000元。客运管理处领导与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亲自把钱送到病房。当地媒体记录了这个镜头。　　“一元基金”成立之初，靳秀忠和王磊的想法就很明确，“民间自发，自救互救。”王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询问清楚此类基金的具体运作方式之后，靳秀忠和王磊就开始制定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名单。基金管理委员会一共12 人，主要负责评定对于遇害司机是否需要救助以及救助款项多少的实际问题。每次会议有6人以上出席便有效。在最初的名单里，这12人全部都是Z市各个出租车公司中具有威信和领导能力的司机。在靳和王看来，这样的设置才符合“司机自救”的目的。　　在启动仪式之后，12个司机人选被红十字会去掉9个，只剩下靳、王以及另一位司机赵建国。其他名额分别由管理处和其他捐款单位的代表填补。“他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咋知道我们司机需要啥”靳秀忠说，“救助那个被割喉司机的时候，根本就不通知我们，我们被架空了。”　　在靳和王的最初设想里，这笔“一元基金”只是由红十字会来管理账目，救助对象以及救助数额全部由司机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红十字会给予配合即可。但是目前，这种方式无法实施。“既然把钱放在红十字会，我们就要按照规范去操作这笔基金。”张春香说。　　现在，这笔基金的捐赠方式已被划归到各出租车公司。每月，司机到公司缴纳管理费，可以在公司办理捐款，由公司开出收据证明，记录捐款明细。每一季度由公司统一交送红十字会一次。这笔基金的救助对象只限于参与捐款的司机，所以不可能随意设立不记名的捐款箱。这无形中增大了各公司的工作量，有的公司对此并不热情。“有司机打电话投诉说，‘我交到公司，公司都不收’。我们还不敢强调太多，太多了，担心司机又说乱收费;不强调，效果又不好。”张春香说。　　“我现在弄了个小本儿，有司机直接把钱给我，我就自己记录下来，再交给红十字会。”靳秀忠说，“我当初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等钱多了，给每个司机都买一份保险。”尽管道路坎坷，但他们还在追求着自己当初的目的——拿回自主权，自己掌握这笔基金。但是对于现实，声称“不认识多少字”的靳秀忠说了一个颇为书面的词语“有点迷茫”。　　到目前为止，这笔基金的增长不多。在靳秀忠看来，“官方”介入太多，自己又被架空，司机的捐款热情一落千丈。从目前来看，司机中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人参与了捐款。　　2008年4月1日，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一元基金”向刘增友等8人发放了500～1000元不等的困难救助金。这件事在出租车司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刚下夜班的司机来到客运管理处对救助资金的发放标准提出质疑，客运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称此事是通过研究决定的，司机们却表示他们作为捐款者有权知道钱的使用情况，双方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靳秀忠听说此事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计赶到现场。看到靳秀忠，司机们纷纷围拢过来。司机小黄说：“困难救助金的事，老大你知道吗”看到靳秀忠摇头，大家的情绪更激烈了，“我们的事凭什么我们不知道”，“靳哥，我们的钱不能只给他们撑面子，把我们的钱要回来，我们信不过他们”。这句话得到了到场司机的共同响应，“返钱，不返就不走。”……　　三、申论要求

材料中提到了“自主权”的问题，请分析司机们“要求拿回自主权”的意义。　　要求：语言简洁准确，不超过150字。